碑阳主要包括正文和颂词12章，全碑主要叙述了南诏王阁罗凤的主要功绩，并对阁罗凤统一六诏、东和诸爨、争夺安宁、张虔陀之不义、与唐王朝交恶、天宝战争之经过，阁罗凤不得已叛唐、吐蕃赞普招抚援助、封赐诸史事也有详尽的记述。碑文叙事
有条不紊，记述流畅，娓娓动听。说理侃侃而谈，反复剖析，有理有据，文中把“不得已”与唐冲突，“不得已”叛唐写得有情有理，委婉动听，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文章结构严密，精心结撰，叙战慷慨激昂，表功煌煌赫赫，夸耀之辞，洋溢其间，抒情则似行云流水，气势雄浑。句式寓骈于散，骈散交替，灵活自如，警句时见。碑文辞令工巧，文字高洁，跌宕生姿，词藻斐然，直追有唐大家。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评论说：“此碑文章，胎息左氏，其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俱臻上乘。三千余言，一气呵成，名章隽句，处处有之，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觏。”此碑之作文风格，对南诏的书面文学有较大的影响。而且，此碑一出，人们凭吊古碑，生出许多感慨，此碑也成为文人雅士题咏的主题。清人宋湘有《观南诏碑有感》诗云：
此碑谁所为，苦心多慷慨。
道是西泸令，郑回能文章。
阳叙一战烈，阴设千秋防。
叛唐非得已，字字含风霜。
吐蕃把南诏降为藩邦属国后，不仅向南诏征收重赋苛税，还占据了南诏的险要之地，设立营堡，并命其每年出兵助防。事隔四十余年以后，唐朝、吐蕃、南诏各自的势力都发生了许大变化，异牟寻在郑回的劝说下，决心重新归附唐朝。《与韦皋书》便是唐朝、吐蕃、南诏三者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物证。而从文学角度看，如果说《南诏德化碑》是出于蜀人郑回之手，非云南人所作的话，那么名师出高徒，曾师从郑回的异牟寻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作的《与韦皋书》，其文笔却已大有郑回遗风。文中云：
异牟寻世为唐臣，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为澄雪，举部惶窘，得生异计。鲜于仲通比年举兵，故自新无繇。代祖弃背，吐蕃欺孤背约。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舌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阴毒野心，辄怀忿搏噬，有如偷生，实污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拔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每虑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诏函信节，皆送蕃廷。虽知中夏至仁，业为蕃臣，吞声无诉。此四难忍也。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吐蕃诈绐百情，怀恶相戚。异牟寻愿竭诚自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西山、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
文中提及的浪人利罗式即《蛮书》所言剑川矣罗识，为南诏所灭之施浪诏子弟，乃南诏之旧敌。异牟寻致信韦皋，陈述吐蕃“欺孤背约”，他处在“四忍”与“四难忍”的矛盾之中，所最难忍的当是吐蕃利用旧敌来与自己对抗，也惧怕吐蕃利用旧敌吞灭自己。行文一波三折，遣词恳切婉约，于质朴中见真情，颇为感人。叙述弃蕃归唐愿望，与《德化碑》辩白“不得已而叛”之苦衷同样情理俱在，遣词恳切，大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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