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主要的盆地(坝子)分布区，南诏时期已是“从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
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7]。这是在中国农业史上最早实行复种制地区。表明在云南坝区由于土地有限，人口稠密，故很早就实行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这一史料反映的是在一块田里，一年之内稻麦两熟的最早记载。用现代农学方面的术语讲，就是稻麦二熟制，或称稻麦复种制。
稻麦复种制是土地利用率较高的一种集约农业经济形式，产生于唐代[8]，也是近代我国南方主要的一种作物种植方式。实行这种方式，要有相应的一套农田水利设施，要求土地肥沃，并有良好的排灌设备，水旱无损，以及充足的肥料肥田和较高的栽培技术。唐代的文献中明确地记载了南诏实行稻麦复种制，说明南诏已具备了这些条件。据李伯重的研究，稻麦复种技术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产生于长江流域少数发达地区。作为普遍种植制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期，地域扩大到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区。到晚唐进一步扩大。入宋至近代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区的扩大以此为基础[9]。据此可以认为，南诏稻麦复种技术在唐代是接近内地先进水平的，在唐代中国是先进的。
云南坝区的耕作方法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在云南的坝区，农业技术得到人们的重视，发展很快。汉代云南已经使用畜力，牛耕技术非常普遍。在南诏时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南诏图传》(公元899年)上绘有二牛抬杠图，图中两牛正卧地休憩，整架梨的结构和“杠”都画得很清楚细致，但不是耕作图，画面上看不到耕作情景。耕作法在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卷七中有一段翔实的记载：“每耕田用三尺梨，格长丈余，两牛相区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10]《新唐书·南诏传》也有一段重要记载：“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这就是“二牛三夫”的耕作法。这种“二牛三夫”耕作法延至明清仍不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府风俗》卷一记载：“土人多服耕稼，以田四亩为一双。犁则二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桂馥《札朴》卷十称：“大理耕者，以水牛负犁，一人牵牛，一人骑犁辕，一个推犁，案《南诏传》犁田以二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然则今之耕者犹是，盖蛮法也。”
在云南坝区，与粮食作物种植农业一道发展的是植桑养蚕纺织业。到唐宋时期，云南南诏的养蚕业已比较发达了。《南诏德化碑》记载当时南诏已“家饶五亩之桑。”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卷七也说：“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二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新唐书·南诏传》记云：“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阅二旬出茧，织锦缣精致。”按《说文》释桑：“桑，蚕所食叶木。”又《说文》释柘：“柘，桑也，从木石声。”以此看来，桑柘似无大的区别。可知南诏时期云南就有了比较发达的植桑养蚕和纺织业了。特别是南诏后期，又从四川成都掠回了大量的织工，南诏的纺织业水平直追中原。樊绰《云南志》卷七说：“(南诏)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蛮寇西川，掳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新唐书·南诏传》也称：“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到了元明清时期，大量的汉族移民定居云南，云南许多适宜种桑养蚕的坝子，如陆凉坝、曲靖坝、滇池坝、保山坝等，广植桑树，村庄里家家机声相闻，处处是一幅坝区男耕女织的图景。
这种耕田邑聚、植稻种麦、栽桑养蚕、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延续下来，成为云南坝区定居农业的典型和坝区经济基础。
注解：
[1] 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4页。
[2]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3] 樊绰：《云南志·名类》卷四。
[4] 《明太武洪武实录》卷二百零二。
[5] 《明孝宗弘治实录》卷一百四十五。
[6] 《明史·沐英传》卷一百二十六。
[7] 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卷七。
[8]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9] 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0] 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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