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公元前3世纪庄跻入滇至西汉时期,云南分布着很多的民族部落,统称为“西南夷”,他们分属于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一种是“魋
髻”民族部落,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生活;另一种是“编发”民族部落,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生活。
从今天考古出土的情况看,云南很早就有了定居农业。定居农业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湖盆地和坝子地区。7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楚雄万家坝青铜文化遗址发掘了79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有斧、锄、凿等。在祥云大波那遗址出土了铜制房屋模型和六畜模型,有猪、狗、牛、羊、马、鸡等。这样集中出土众多的墓葬和生产生活物品,只能说明公元前6世纪在云南的楚雄、祥云一带坝区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定居农业。在滇池地区生活的滇人也属于“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现已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发掘滇人墓葬数百座,出土了大量的锄、镰、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和釜、壶、尊、杯、勺、匕等生活用具。最具特色的是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面雕铸着各种人物、牲畜和房屋的模型,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生产、祭祀、战争、纳贡等场面,都说明战国秦汉时期,滇人过着定居生活,农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部门。由于滇池地区土地肥饶,气候良好,农业产量是不低的。青铜器上有一幅图像,雕塑着妇女们列队把收获的粮食送进统治者高大的粮仓[1]。这些遗址都有大规模的墓葬群,青铜器上反映的生活劳动场面也都是集体劳动,聚居活动的情况。因此,“耕田”、“邑聚”成为云南坝区生产生活的主要类型。
云南的坝子,自身条件优越,最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自古及今,坝子都是滇云各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坝子里膏腴之田遍野,村落棋布,人畜繁衍。但是云南坝区土地面积较少,仅占全省面积的6%,可开垦的土地有限,人口密集,为了增加生产,充分利用地利,云南的坝区定居农业发展较快,程度较高。公元8世纪,南诏统治时期,它的中心地区已是“邑落人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尤殷”[2]。在南诏的统治中心洱海坝子里,如《南诏德化碑》所说:“启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有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当时云南北起曲州(昭通)、靖州(威宁),南到宣城(元江),东起石城(曲靖),经滇池、洱海,西至永昌(保山)的广大地区的坝子,“邑落相望,牛马被野”[3],皆以农业为主。
到了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实行屯田。移民首先到达坝区,进行农业开发生产。移民以军事组织千户所、百户所为单位,以坝区屯堡为聚居定居点,云南传统的“耕田、邑聚”的开发定居方式继续得到发展。明初设置卫所,布置屯田,军屯区域主要在当时云南开发尚不充分的坝区,例如:滇池坝、曲靖坝、陆凉坝以及临安、大理、保山、腾冲等坝区。《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零一说:“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辛酉,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于寻甸军民府之甸头易龙驿,又设屯于甸头果马里,联络耕种以为边备。”云南人也称坝子为“甸”,可见置屯地点是在坝区。洪武二十二年又在宜良坝子设千户所,“屯田以给军饷”[4]。弘治十二年李韶上书请求曰:“广西府,前有乾海,后有平壤一带,有水利,可开屯田。”[5]由此看来各地卫所都择地安屯,所择之地多为平坝,有水利,有沃野,诚乃发展农业的田土肥沃之区。在明代大规模的屯田戍守过程中,云南广大坝区已是“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到处设屯,散为村庄,在坝区涌现出大量军屯命名或汉族村庄名称,不仅表明汉族定居点的增多,而且也基本奠定了云南坝区村庄分布格局。如民国《陆良县志》卷一所记村寨名称,有刘官堡、计官堡、李官堡、朱家堡、郭地堡、吴胜堡、伏家营、孔家营、杨家营、黄家营、黄官营、方家屯、占屯、邑布屯、中舟屯、曹旗堡、严旗堡、黄官庄、孙官庄等等,基本都是处于坝区,是明代以后新的移民定居点。又如乾隆《马隆志》卷三所载村寨名称,北区共48村,属于军屯和汉族村寨名称的多达26个。坝区新的村寨名称的增加,意味着坝区开发日益充分。明初沐英镇滇,曾垦田百余万亩,其子沐春继之,又垦屯39万亩[6],这仅是明代前期的垦田数,整个明代的军屯数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垦辟的土地多半集中在云南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区。可见到明代云南的坝区已是耕田邑聚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至今仍是云南人口最集中,农业最发展、村落密布的区域和云南的粮仓所在。
从农业技术方面看,在与唐宋王朝相对应的云南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的坝区农业就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南诏种植的粮食作物品种丰富,樊绰《云南志》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南诏境内,除了种植稻、麦之外,“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西洱河风土记》中记载洱海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据此滇东、滇中和滇西的广大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已经有稻、麦、豆、麻、稷等五谷了。按《周礼·天官》关于“五谷”的解释:“麻黍稷麦豆”或王莽建国元年铜方斗五谷图“禾麻黍麦豆”,或《楚辞》王逸注“稻稷麦豆麻”的不同解释,南诏时期的云南农业,其所种植的农作物中,“五谷”品种俱已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