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在地理上与中国内地地理一体，同时又处于中国西南边陲，位于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大陆之间，与中南半岛上的东南亚国家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印度、泰国、柬埔寨等国家接近，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为发展经济贸易提
供了条件。但是，云南山高谷深，交通阻绝，严重制约着云南工商业的发展，所以云南从古至今，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往都必然与交通道路的开辟密切相关，工商业伴随着交通的进步而发展成为云南经济的又一大特征。
山川阻隔，地处偏远。这些自然地理因素是云南与外界进行经济交往和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云南先民很早就开辟了云南与中原内地和缅甸、印度相连的贸易古道，即今天人们誉称的“西南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正致力于北逐匈奴的鸿大事业，为“断匈奴右臂”，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氏，取道西域，到达中亚。这是详见于历史记载的中西交通首次旅行。张骞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回国后，就立即向汉武帝上书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厦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随后，“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2]张骞出使西域，不仅为汉朝打通了西北一线的对外交通道——西域道，而且发现了还有一条从西南地区通往身毒(印度)古道的存在。
这条经西南地区到达身毒的道路，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才由张骞发现，公诸于世。但事实上，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道路。印度学者R·塔帕尔认为，印度孔雀王朝与中国的最早接触，“要作出精确的判断是困难的……若是有过联系，它必然是经由阿萨姆与缅甸方向的东北山脉”[3]。这条最早经由“阿萨姆与缅甸方向的东北山脉”到印度的道路，只可能是经过云南出缅甸往印度的道路。云南与蜀相连，所以这条道路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发现的那条蜀身毒道。
同样，中国学者也基本一致地认为蜀身毒道是中印之间最早的一条道路。但是对这条道路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看法。丁山认为楚印文化交通，至晚当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向达据《大宝积经》述及吴、蜀、秦之地名，判定公元前5世纪，当释迦佛在世时，中国已经与印度有了交通往来。更有人认为中印交通不仅在春秋战国，远在西周之世就已开通了。但至今大多数学者认为至迟到公元前4世纪末，蜀身毒道就已经开通[4]。
“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在汉晋时期被称之为“蜀身毒道”。云南最早对外交通道蜀身毒道，以蜀(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僰至滇，从滇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敦忍乙(太公城)至曼尼坡入身毒(印度)。在中国西南地区，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三条道路连结而成；出境以后，经今天缅甸北部的掸邦高地，由曼尼坡入印度，是为缅印道。
五尺道：是从蜀南下经僰道(四川宜宾)、朱提(云南昭通)到滇池的交通线。这是汉晋期间蜀滇的主要道路。从文献记载看，五尺道的开通在秦代，“秦时常
略通五尺道，诸此国置吏。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