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蜀身毒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跨越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所经之处除四川盆地的成都、宜宾以及高原坝子的昆明、保山等地势较平缓外，沿途几乎都是高山峻岭，山路崎岖，此外，还要横渡大渡河、金沙
江、澜沧江、怒江等湍急的大河，还有毒蛇猛兽，瘴疠蚊虫的危害，使得这条古商道的行程艰险备至。即便如此，历代还是有无数的军旅、使臣、商贾、游士利用这条道路，打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冲破山川的阻隔，沟通了云南与中国内地和南亚、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往，进行着贸易。
最初往返于蜀身毒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是“巴蜀之民”、“蜀贾奸出物者”。他们通过蜀身毒道往来于蛮夷之间，进行贩运，把巴蜀的邛竹杖、蜀布等特产，远贩大夏(阿富汗)、身毒各国；近售西南夷，又取其“笮马、僰僮、牦牛”，发财致富。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中央王朝设置永昌郡以后，完全控制了蜀身毒道，中央王朝及域外国家利用这条道路进行友好交往。“永昌郡徼外”，也就是属于缅甸的部落或国家纷纷遣使来与我国通好。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等，永昌徼外属于缅甸的敦忍乙、掸国等国家多次遣使到东汉王朝贡献“国之珍宝”及献乐和幻人等，东汉王朝也回赠其金、银和封赠官衔的印绶，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已被用作外交礼品，其性质既是政治上和睦交邦的一种手段，也是经济上两国贸易的一种方式。
汉晋时期，永昌的对外经济贸易最为发达。永昌位于横断山脉南段，正好处于通往太平洋水系长江、澜沧江——湄公河与通往印度洋水系怒江(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水系的交合处。从交通地理来看，汉晋时期，永昌是东亚大陆通往南亚大陆重要捷径上所必经门户，沿着永昌道，西进滇越(即乘象国，云南腾冲)，取道缅甸北部的掸国至身毒和大秦，只需逾越阿拉干众多的山口，从阿萨姆就可深入南亚文明的腹心地带印度恒河流域。向东、向北，通过灵关道、五尺道，又能与中国内地蜀川及中原连续起来。往南，借助红河水道，直达太平洋的出海口。特别是永昌道与红河水道的互连通达，“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当时益州是红河水道的枢纽，而永昌却可以同时连接当时云南的两条对外通道，成为它们的汇合点，作为太平洋经济与印度洋经济在云南的纽结，故能多异物也。
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永昌在“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说永昌“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锦绢、采帛、文绣……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关于永昌物产，所谓金银、黄金文绣等类，为永昌本地或中国内地生产：黄金，自古永昌及其以西以产黄金著称；光珠[1]琥珀等，永昌及以西的滇越及缅甸北部出产；孔雀、犀、象等，出产于古哀牢地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蚕桑、锦绢、采帛、文绣等，自战国以来，永昌与蜀川有了密切交往后，引进永昌地区，并发展为当地重要手工业，或部分由云南至蜀川间的交通道路，为商贾贩运至永昌。而另一类物产则有明显的外来成分；如罽旄帛叠，永昌和其西的缅甸北部有产，华峤《后汉书》记哀牢布说：“哀牢夷知染彩，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木华绩以为布，广五尺，洁白不受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2]而郭义恭的《广志》说：“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梧桐木，其华有白毛，淹责缉织以为布也。”它们所说的似乎都是一种物产，即帛叠，所以，它既可能是当地所产，也可能为外来；水精、琉璃、轲虫、蚌珠，为外来物，不产于永昌，特别是轲虫(海贝)、琉璃，自古都是从印度及其沿海经缅印道流入永昌。当然这些海产品，也可能来自交趾沿海。《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三国时，曾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常常以交州的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犀、象等珍物贡献孙权。同样，这些海外产品，顺着红河水道，转接永昌道进入永昌是很容易的。故永昌除了它当地丰富的物产外，凭借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陆桥交通线，成为汉晋时期珍奇荟萃的“多异物”之地，是有其重要原因的。
通达的交通使永昌珍奇荟萃，同时也使永昌人物辐辏，商贸繁盛。随着永昌成为对外通商城市，缅甸、身毒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甚至定居下来。《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也，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没有交通提供的方便，没有外来客商的往来，没有较为发达的商贸条件，在一千多年前，一个地区形成如此众多的民族杂居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这些民族种类中，有一些分明就是当时的缅甸、印度人。如身毒，汉晋时对印度的专称，故身毒人，为印度人无疑；骠人当是缅甸骠国人。汉代以前，我国西南尚没有发现骠人居住过的历史记载和遗迹，因此，这里所说的骠人和身毒之民应是当时经商而来的缅印侨民[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