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尽管自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起就劝民间读汉书，行学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盛罗皮也于开元十四年效仿唐朝建孔子庙，但南诏的学校教育却似乎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蒙氏家学和就学成都的贵族式教育仍是南诏的教育主流。试想如果南诏境内已有了学校教育规制，则南诏子弟大
可不必远赴异地就学，丰佑也不至于因西川节度使杜悰削减入川子弟人数而入贡不时，骚扰西川边境，入学成都这种教育方式也不致能50年不辍；如果南诏的孔子庙确已建立，起着教化南诏百姓子弟的作用，且能代代相因，则元初李京《云南志略》就不会有云南人“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之语了，流传至今的南诏时期的文学作品也绝不仅是南诏王骠信、清平官赵叔达、宰相杨奇鲲这几个达官贵人的诗作了。
大理国是继南诏政权之后的又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全境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存在的时间为公元937～1254年，大略与宋王朝相始终。宋挥玉斧后的大理政权，与宋王朝的交往不像南诏与唐那么频繁，有关兴学建校方面的记载仍不是十分清楚，但大理国时期出现的“释儒”或“儒释”现象却十分耐人寻味。所谓“释儒”或“儒释”即出家的儒生或者读儒书的阿吒黎(有的学者认为凡在家读儒学后出家进佛寺的称为“儒释”，凡先进佛寺读佛经后还俗回家读儒书的称为“释儒”)，李京《云南志略》说：“师僧教童子多读佛学，少读六经者，段氏而上，选置官吏，皆出此辈。”这反映出在大理国既重儒又崇佛的时代，寺庙不仅是传播道义的地方，也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种寺庙就是学校的宗教教育，与今天还流行于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奘房教育有许多相似之处，教育的任务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培养学者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当然大理国“释儒”现象的存在也反映出大理国学校教育的缺乏或不健全。由于寺庙教育需要读儒书，儒家经典在较封闭的大理国有一定的需求量。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理国王段正淳“使高泰连入宋，进经术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本”。公元1173年大理国的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23人至广西横山赛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等包括儒学、佛学、医学、音韵学在内的百家书之类。可知这些“儒释”或“释儒”们对儒学、佛学的研究都有一定深度。当然，从这些大理国人开出的书目也可看到，在当时大理国学术思想中，崇尚的是儒家经学，《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经》是为汉代已确立的五经，书目中所列出的《五经广注》、《春秋后语》诸书是汉代经学家们阐释五经的代表性著作，经学在大理的学术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学术思想在经历了汉代经学及隋唐儒、释、道的交融后，到宋代已发展起来了。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在涵泳三教思想精粹之上，以伦理为本体的新思潮——理学。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灏为代表的北宋五子，已把理学的理论基础与体系构架得初具规模，至南宋朱熹以集大成的姿态把理学推向成熟。大理国派人到横山寨市马，开列书单之时，正是理学思想对国家政治、人们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时期，也许闭塞的大理国还未感受到已在中原内地刮起的这股理学之风，以致一些理学著作还不能出现在大理国的书单上。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由于滇云所处的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信息的交流，容易造成滇云文化交流中的闭塞和民族性格的保守。由于这种文化交流中“时差”的存在，使滇云文化的发展不是超前于中原汉文化，而是滞后于中原汉文化，在历史和文化发展中往往出现“晚流”的现象，显示出滇云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就如古诗中所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理国时期滇云学术思想中出现的经学为主导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晚流”现象的一个表现。
总之，南诏大理时期滇云之域同内地汉民族的交往在逐渐增多，滇云之域的汉文化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在这个由滇云土著建立起来的地方民族政权中，封建私有成分的缺乏和滇云文化的先天不足，只可能造就出南诏大理时期的这种贵族教育。毕竟，南诏大理时期的云南，那种稷下学宫式的“文化下移”时代还没有到来。
网页编辑：金湖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