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西南历时500年的南诏大理政权不仅是与唐宋王朝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割据政权，又是一种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实体。在这一时代不仅实现了一个封建农奴制政权对滇云之域局部的统一，也完成了一种滇云土著文化

�オバ矶嘌д咴诙阅馅�大理史进行研究后提出南诏文化是一种仿唐文化。确实如此，在南诏政权的组织形式中，其中央机构设清平官6人，每日上朝与南诏王议事处理境内大事，相当于唐朝宰相，又有大将军若干人，每日上朝参与处理朝政。还有内算官、外算官几人，内算官下设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士曹、仓曹，所掌之职近似6部，南诏还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在地方机构中分10赕6节度，以致有人说南诏国是唐王朝的袖珍本。尽管如此，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南诏政权与封建鼎盛时期的唐帝国仍有许多差异。在仿唐政治的前提下，南诏的政治、军事制度仍还带有浓厚的地方以及原始的军事民主时期的色彩，同样，在仿唐文化的前提下，南诏时期的文化体系中却缺乏盛唐时期的宏大的学校教育系统。唐代学校教育制度比较完善，在中央有国子监，地方则有府学、州学、县学。国子监包括：国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京都又设书学、算学、律学、医药学、天文学以及音乐、工艺诸学科。在内地一些州县也出现了讲诵之声不绝于途的教育繁荣局面。而南诏时期的教育则更多地停留在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农奴制贵族官学教育阶段，因而撇开教育内容不论，单从教育管理系统来看，南诏时期的教育与中国古代商周时期的贵族教育更为相似。

�オツ馅�教育的贵族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从现今所能发现的有关南诏教育方面的材料看，南诏的教育只是蒙氏的家族教育。唐代四川西泸县令郑回被虏至南诏后，“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即寻阁劝)。”郑回原是汉晋以降山东门阀世族的后裔，明经出身，唐玄宗天宝年间出任西泸县令，是有较高经学修养的经学大儒，蒙氏以郑回为经师，以经学为教育内容，其王室子弟在郑回多年的棰挞下，蒙氏家学代代相因。《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与韦皋书说：“曾祖(皮罗阁)有宠，先帝(阁罗凤)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儒家深邃教义，彬彬礼乐已被南诏贵族子弟接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背弃吐蕃，为了与唐王朝重新建立友好关系，曾遣三个使团，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分道赴京，每个使团都带有致唐廷的帛书，同时还带有象征忠诚归顺的当归、朱砂等礼物。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唐使徐云虔至善阐府，“见骑数十，曳长矛拥绛服少年，朱缯约发。典客陀酋孙庆曰：‘此骠信也’。问天子起居……又遣使问《春秋大义》，送使者还。”蒙氏后代骠信隆舜能高谈“春秋大义”无不与代代相因的家学教育有关。其二，南诏的教育对象主要为南诏乌蛮、白蛮贵族及其子弟。南诏子弟就学成都，恐怕是南诏教育中最辉煌的一页。《新唐书·南诏传》说：“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因而南诏子弟在成都造舍就学之始，源于韦皋对南诏纳质子弟的安置，而按封建惯例，能有资格纳质的只可能是王室贵族子弟，绝非常人百姓之子。南诏与唐和好后，就读成都的南诏子弟日渐增多，《孙樵集》卷三《书田将军旁事》说：“南康公(即韦皋)凿清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即成都)，使习书算，就业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50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国人皆能习知巴蜀风土山川要害。”孙樵说留学成都的群蛮子弟以千百计，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就学的人应该不止是南诏贵族，但细细算来，50年以千百计，基本上每年可以去成都的大概十余人，这区区十余个名额，在当时南诏朝廷中包括清平官、大将军、六曹等诸多官职在内的贵族官僚中，恐怕一家派一个都还分不过来，更不用说让这种机会落到民间。而单单这十余个名额，也成为西川节度的负担。《通鉴》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迨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杜悰佑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佑怒……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这件事为人留下笑柄，有词云：“一人有庆，方当万国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