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材书院，在城南门外慧光寺左，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总督蔡毓荣、巡抚王继文建。因为
昆明县治所属，命名为昆明书院。育材书院的创建早于五华、经正两书院，它的创建拉开了清代云南全省创建书院的序幕。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帝为昆明书院御书“育材”二字，颁赐置匾悬挂于书院，于是有育材书院之名。
书院师资，聘院长1人，学长2人，设监院1人。其课士之法，一如五华。每月官课2次，师课2次，均课一文一诗，惟课日不同。还有不同之处在于五华、经正的正副课子为三迤全省诸生，而育材仅昆明县之应试童子得入焉。与五华书院一样，在咸同回民起义中毁于兵，直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61年)，邑人张梦龄、杨璟、张兆凤等禀准，就城内太付坊(今景星街中段)祠改建，经盐法道沈寿榕将后楼改作山长住所，前后厢房改为书舍20间，正殿仍供鄂尔泰、杨时名、魏翥国等木主。临街建铺面7间，年收租银归书院补助开支。同治十三年(公元1862年)监院详准生童膏火正课各20份，每份月给银2两，副课各20份，每份给银1两。到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总督岑毓英、盐道钟念祖添设副课10份。书院聘山长1人，系在籍进士举人，或曾任部曹及外省州县者；设监院1员，学长1人，童生学长1人，均与五华职务同，惟山长、监院束修薪俸有多寡。育材书院规模较小，能容百人，院中课士亦官、师二种，课期官课认定为每月初三、十八；师课定为每月初一、十五，课试题目也是四书文一，试帖一，童子试帖只六韵，督抚司道府属轮流课试，先一日由监院白官廨请题，与五华同；师课题初一制艺，十五诗赋，只有奖资，数额亦微。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改设内舍生20名，月给膏火银2两，不久即废，此项经费同盐库盐务余款支领。兵燹后皆赖督抚拨款维持。育材书院之山长，咸丰以前无从查考，重建书院后之山长有缪志鲁、舒藻、邹泽、倪藩，声名不算卓著，所教士子，兵燹后人才少于五华书院，惟车文富、汤立贤、冯思泳、周长清等有一些作为。学堂兴起后，此书院遂废。
综观清代云南的这三所书院，虽是我国封建社会趋于落后的产物，其实质是为维护封建制度而培养人才的机构，但从其具体办学及教育实施中，却蕴蓄着某些积极因素：第一，从三所书院掌教者来看，其山长、讲席均系一代硕儒大师，具有较深汉学造诣，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坚守所学，兼取诸家之长，或以文学著，或以德行称，或以功业显，在教学中把他们博学之文，立品之行传教给业子们，受益者已不仅仅是这些业子了。在教学中提倡学生治学求真，讲求经世致用，这样便使学校教育能见其效。三所书院能遴选聘任这样一批执教者，实为五华、经正、育材三书院之光荣；第二，在良师们的教育熏陶下，使滇中人才辈出，前有“五华五子”，后有“经正高材生”，在这些人才中，有擢取科第而中经济特科状元者；有致力于著述而以宏编巨制传世者；有在以后“重九起义”中，为云南之光复而身先士卒者，更是难能可贵。其树人育材，造就之宏，在云南教育史中独树一帜；第三，从书院的山长、讲席到院中士子，均关注乡邦文献的整理，有的编辑滇云诗文总集，有的纂辑滇云史料总集，有的以私人之力撰修府县志书，使滇中文献赖以不坠；有的致力充实滇云藏书，使云南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有裨于滇学后人；第四，注意多方庋藏图书，本省藏书建设均始于昔日之五华、经正、育材书院，所藏四部旧籍，以经正书院为多，五华书院次之，育材书院又次之，至清末科举废后，以书院开办学堂，将三书院之书归并，并就经正书院旧址开办省图书馆，三所书院为云南省图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普洱府中学堂成立，创办了云南第一所“新学”，第二年遵上谕将昆明五华书院改为云南省高等学堂，新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尽管经正、育材及府县书院也在这种新学大潮中逐渐丧失了在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并丧失了对滇云士子的吸引力而不可避免地被遗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书院在云南教育史上所写下的光辉一页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
注解：
[1] 参见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云南教育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参见肇予《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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