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最具活力的巨大文化体系之一，汉文化在发展中也形成了一些为己所独有的特点和魅力。汉文化首先是封闭的、内倾的、和平的、稳定的。由于汉文化孕育发展于中国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东临茫茫沧海，西北横亘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西南耸起地形复
杂险峻的青藏高原，这些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很难与中亚、南亚次大陆间建立起频繁的交往，而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加之中国境内开阔的内陆腹地，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极宜繁衍生息，有充分发展、交融的余地，又使汉文化带有浓厚的自成一域、安土重迁的心理特征，对域外的世界不关心也不愿主动探索，甚至多采取鄙夷和防范的态度，一直在亚洲的东端自由地发展着，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内倾性，这种封闭性和内倾性也在各种文化现象中表现出来。从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汉文化，安土重迁，重视现世与人世的协调，推崇民本，崇尚中庸，强调顺应，追求和平和安定。对于四邻和国家，主张和平共处，怀柔至远。只有侵扰、抗御入侵之心，绝无对外扩张、掠夺、侵略之志，其理想是四夷宾服，万邦和谐，天下太平。在汉文化中，以歌颂安居乐业为主，绝少鼓励冒险掠夺。遵礼守法、求实思安的和平文化心理几乎随处可见。
汉文化又是十分稳定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是汉民族建构的社会基础，也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又是人际关系与道德伦理的准绳。这一制度要求顺从君长，尽忠纯孝，以维护国家秩序和家庭安定为义务，把一切行为规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网络之中，构成了超稳定的社会深层结构。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汉文化自然也有其特殊的格调和稳定的特性。例如，政治上重君统，思想学术上重道统，文学上崇文统，艺术上重师承，一切都以传统为楷模，处处都以延续和发展传统为鹄的，使得数千年来，尽管社会屡经变迁，政治统治多次变易，主宰民族几度转换，但汉文化的基本格局却无大变，一直代代相袭，陈陈相因，始终以其惊人的沉稳毫不间断地持续发展着。汉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既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又极富于理想主义成分。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把汉文化当做巩固和加强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以权利干预汉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汉文化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在历史发展中，汉文化中凡与现实政治相冲突的，必遭废弃，凡与现实政治较疏远的，多被冷遇或忽略。只有与现实政治相一致者，才能繁荣昌盛。儒家学说能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能成为独受尊崇、风行千载的正统学说，正是它能在政治上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必然结果。汉文化尽管政治色彩极浓，但其文化本身又有极重的理想主义成分。它赞颂自然与人的和谐，崇尚毫无偏执的中庸，向往男耕女织、老有所养、少有所育的理想社会，推崇内圣外王、勤苦贤明的理想君主和执法严明、清廉方正的理想官吏，既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致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格典范，又企慕清静无为、超逸洒脱的隐逸情调。
总之，凡是现实社会缺乏的，汉文化都竭力提倡和歌颂。正是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使得汉文化在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同时，又能寻找出促进自己不断发展、丰富的正确途径。汉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又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它特别重视人伦和人的内在超越性，儒家哲学中，天道远、人道迩就是一个重要命题。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有佛教、道教和其他神学的传播，但始终未能形成超越社会之上的具有绝对权威的神学宗教体系，避免了全民族长期卷入宗教迷妄，未出现使全社会窒息的宗教黑暗，从而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健康心理。当然，尽管汉文化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影响和惰性因素。但总的来说，汉文化在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稳定、进步与繁荣等方面，确曾做出过卓越贡献。汉文化中的道德学说和伦理观念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构成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成为共同行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中有其特殊作用。汉文化中推崇的大一统观念和汉文化在长期发展中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及先进性，使汉文化长期为中国各民族所敬仰、认同和学习，这种向往之心如众星拱月，江河归海，显示出汉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2]。地处西南边疆的滇云文化便是在汉文化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涵化感召下发展起来的。
注解：
[1]李威熊著：《中国文化精神的探索》，(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2]陈玉龙等著：《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主惠著，蔡茂丰译：《汉民族的研究》，(台)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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