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从统一国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看来，有这样一种明确的趋势，这就是首都的地点是跟着时间的流转而变动的。一般说来，帝国缔造者起初是从一个对自己方便的政府地点来统治他们的领土，或者是他们祖国的旧都，或者是在征服地的边境上而便于和帝国缔造者的本国往来的新基地
。但随着时间的进展，由于帝国行政的经验或情势的逼迫，原来的帝国缔造者或他们的继承者，往往会选择一个新地点作为首都，这不是为了帝国创始国的方便，而是为了整个帝国的方便。”［5］不仅北魏都城的变迁贯穿着这种趋势，而且后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元、清都城的变迁也是如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早期都城多位于原初民族地域，远离中原农耕经济区，当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中原地区时，其都城也逐渐由边疆民族地区向中原推进。辽初都上京临潢府，当其疆域扩大到中原时，随即将燕京升为南部政治中心。金朝立国时以上京会宁府为都，在占有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后，便迁都至燕京，后又移鼎开封。蒙古人立国之初都和林，忽必烈继位后移都开平，不久又迁都燕京。清朝立国时建都赫图阿拉，后数次徙都，1644年入关后，定鼎北京。这种由北向南、由边疆向中原的都城运动，决不只是简单的都城位置的变化，它表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面临着与北魏相同的问题，迁都是他们解决相同问题的一致途径。通过迁都，实现了对原初民族地域的超越，改变了原初民族的特征，拉近了它与中原封建文明空间的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城运动的方向还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是一种向心运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腹地，汉民族是其核心。中原农耕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吸引周边少数民族做向心运动。迁都符合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顺应了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农业化、汉化的历史潮流。因此说都城的运动方向与融合的方向相一致，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
都城推动民族人口迁徙
民族的迁徙带来都城的运动，都城的迁移反过来又推动了民族人口的大流动。都城运动和民族迁徙的过程，就是民族人口大流动、大碰撞、大杂居和大融合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初期，都城随东西两大民族集团的迁徙、碰撞与融合，呈现出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发展的趋势。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黄河流域的汉人大量南徙，都城发展的方向，呈现出从北向南推进，五代十国及南宋亦然，元代更是如此。明代由南而北，清朝由东北入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则又从南向北，呈现出南北相向运动的态势。每次都城的变动，都会带来一次人口的大流动和大聚合。几次规模较大的迁都如晋室南渡、北魏迁洛、宋迁临安、明代由南京北迁燕京、清由盛京迁北京等，都伴随着民族人口的大变动、大杂居和大融合。西晋末年，晋室南迁，避乱南来的汉族人口约有百万之众，建康城的迁居者超过了土著人口，这对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北魏迁都洛阳，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总数约有四五十万［6］。这对鲜卑人的汉化和民族融合具有决定性意义。清朝移都北京，二十多万满族人入居京师，猛然拉近了她与汉民族的距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准备了条件。也正因为都城位置西、东、南、北的往来运动，才把中国境内各地方与各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7］，把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熔铸而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都城整合各民族文化
都城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场所，为民族杂居提供了一个院落，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才智提供了一个舞台。各个民族在这里汇合，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它是民族碰撞的界碑，文化交融的媒介，社会联系的纽带。它也像是一个历史磨坊，不断地碾碎民族间的差异，碾平各民族的畛域。都城的特殊功能和区位条件，为吸纳和汇聚各族人口提供了一个理想场所。各民族人口汇聚都城，无论这种汇聚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密切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为民族融合铺平道路，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8］生活在一个都城之内的民族更是如此。共同的地域，广泛的交往，密切的社会联系，生活习俗的接近，民族文化的交融，其结果必然会走向民族融合。而且都城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榜样师范作用，也必然会促进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都城不但是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常是一国的人口重心，历代统治者出于种种政治军事考虑，常会在都城保持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都城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战败的民族或异族政权的上层人士及被灭政权的俘虏、政府官员及贵族。尤其是民族政权的都城，少数民族在都城中所占人口比例较之汉族掌权的都城更高［9］。西周初年，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就迁来大批“殷顽民”，以加强控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徙天下豪富12万户入咸阳。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先后徙乌丸部落、雍秦华戎等民户数百万口至都城襄国或后来的都城邺及其附近地区。前秦在灭前燕、前凉的过程中，也先后徙鲜卑、关东豪杰及诸杂夷百万口至都城长安。唐贞观四年，唐军灭东突厥后，有数万突厥人口入居长安。辽上京临潢府的居民大多是从燕、蓟、幽、渤海等地掳掠或强制迁来的。强盛王朝的都城还会以其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吸引各族民众。西汉的都城长安就有常住的外国客、胡人和西夷［10］。北魏的洛阳建有四夷馆，《洛阳伽蓝记》卷三说：“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唐长安更是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八方子民，盛唐时期，有大批非汉族人口移居长安，进而形成了五方杂处、各族共和的局面。号称“人烟百万”的元大都居民中，有多种少数民族与汉人错杂而居。其中来自新疆的魏兀儿人、哈刺鲁人、于阗人、哈密力人等在大都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还有吐蕃的僧俗人士及高丽等族人也共居一城。西夏都城兴庆府有汉、党项、鞑靼、契丹等各族人民。各民族交错杂居，同在一个地域内共同生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在历史磨盘的长期碾压下，民族间的域和差异逐渐消失，最终融合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众多的都城就像是民族融合的集结点，境内各民族在这里集结、沟通、交流和融合。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等著名古都就是这种结点的代表。以北京为例，她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适应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需要。她的发展史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险固的地理形势、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开放的文化体系等使她最有资格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民族融合的集结点。北京地处中原农耕经济与西北草原经济、东北山林经济三大经济区域和地理区域的交会地带，依山面海，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三大区域在这里交会，农牧民族在这里交替，海陆空间在这里转换，平原山地在这里过渡，不同经济方式在这里互补。这里既是一个历史的结点，又是一个地理的结点。草原民族的南下与中原民族的北进，都在这里歇脚。正如张荣秀所言，不论和平时期的友好交往，或战争时期的铁马金戈，都会造成民族间相互交融的机会。从经济文化方面把南北民族紧密地连接一起，也许是北京对于中华民族融合的主要贡献。虽然北京的发展是循着民族矛盾发展的路径前进的，但她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民族的融合。卢培元认为，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主要民族矛盾由原来是中央对周边的格局转变为主要集中在南北方向上，集中体现为汉族的中央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斗争上。修建万里长城就是证明，北京位于长城一线，是中央政权抵御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前哨阵地。同时，北京也是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进行交往融合的地点之一，成为重要的边贸中心。宋、辽、金时期，民族矛盾演变为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重心由西北地区转向东北。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上升，由原来的边贸中心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这既是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又是民族融合趋势的必然反映。元、明、清时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和巩固的时期。特别是元、清两代的中央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作为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中央政权的统治中心，北京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她为最终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