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金属器在文明诸因素中所占的地位一样，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也不是一个稳定因素。换句话说，有了礼仪性的建筑并不意味着一定出现了文明；即使在文明已出现的社会也不一定有礼仪性的建筑。这样看来，在所谓文明四要素中，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只占有一个“仅供参考”的位置。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放
弃对这一因素的考察。例如在日本，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绳文文化中期起，就有了所谓“大型环状积石遗迹”，山梨县北巨摩郡大泉村的金生遗址是一些用大块石头建成的祭坛，规模宏大虽比不上英法等国较晚的巨石文化，但也十分壮观［27］。然日本进入文明史阶段，却较此种建筑晚了3000年。相反，在印度，当公元前3000年进入文明之后，却没有神殿之类建筑遗存［28］。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除了黄河流域之外，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区尚没有具备文明的基本因素。然而，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华4000年文明史是否与本文相悖呢?不是的。因为我们前面已论证，至少在商代前期，黄河流域便产生了文明。但我们不能忽略以下的事实：商代前期的文明社会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社会，在这之前理应有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这也正是目前我国史学界正在探讨的一个课题——夏朝的历史阶段。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朝恰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文化传播论在学术界十分流行。这个文化传播论的基本立场，是把每种文化因素以及文化的复合体都以传播中心来作解释。在这一论点盛行之时，有些外国学者说中国的文明也是由于外来文明传播的结果，一个时期，文明西来说十分猖獗。大量的考古学研究结论表明，这种文化传播论太片面，现在已基本上没有人再坚持这一论点了。与上述文化传播论相对立的说法，是文化独立发生说。独立发生说认为，各种文化相互无关，独立发展。这一说法过分地强调了文化的独立性，低估了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因素，同样也是失之偏颇。目前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上，有些同志过分地夸大了中国文明在各地区发生的独立性。中国文明起源点的“满天星斗说”，正是这种强调文明独立性的反映。回顾前面几个方面的讨论，我们觉得“满天星斗说”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的诸因素，最初是以零星孤立的状态存在在各地。但是，并非每个含有文明因素的地点都发展为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我国还没有一个地域具备了文明四因素的其中任何三个。这一时期在黄河流域尽管有晚期仰韶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但这些文化中除了有的有文字刻划符号和个别存疑的铜器之外，并不具备其他的文明因素。此时在长江流域有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有红山文化；在华南有石峡文化……这些文化大都不具备或具备少量的文明因素。当时，它们都没有吸引、聚合周围地区文明因素到自己方面来的力量，但是，这些文化都为中华文明的产生作了铺垫。当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利用了这一地区黄土肥沃、森林茂密、气候温和、有铜矿资源等有利的自然条件，把本来就发展水平较高的龙山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黄河流域的龙山中晚期文化凝聚了自身和其他文化的因素，使之巩固、升华，终于在这一带建成了夏、商、周三代帝国。黄河流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起源点。
注释：
［1］《中华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
《光明日报》1986年9月23日。
［2］唐兰： 《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0年。
［3］《辽西地区西部发现五千年前文化遗址，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
《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
［4］骆宾基：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问题》，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23日。
［5］［18］（美）莫尔根：
《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72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8］转引自《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3年。
［9］《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
《文物》1983年第3期。
［10］《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1983年第3期。
［11］李济等： 《城子崖》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1934年。
［12］《人民日报》1985年1月3日。
［13］《偃师尸乡沟发现商代早期都城址》， 《考古》
1984年第4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85年第4期。
［15］《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 《考古》
1987年第7期。
［16］《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
《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
［17］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又见《文物》1985年第8期。
［1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
1972年第3期。
［20］唐兰： 《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
《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0年。
［21］转引自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考古学事典》下卷，角田卫文撰写的欧洲考古学部分，1979年。
［22］唐兰：
《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0年。
［23］T．C．帕谢克：
《特里波列遗址的分期》，《苏联考古学的资料与研究》1953年第10期，俄文版。
［24］有关材料分别见于《考古》、《考古学报》及《文物》等杂志上的文章，此处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25］杨东晨： 《从我国史前期的铜器看文明的开端》，
《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26］《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 《考古》1975年第2期。
［27］金子裕之：《日本的美术》，第4集，日文版。
［28］同［21］，口隆康编写的印度考古学部分，日文版。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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