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国有4000年的文明史。但是，近几年来，在我国有了另外一些说法，一是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点并不只局限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
］。这种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究竟有多少坚实的依据，中国文明究竟发源于什么地方?确实需要从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上作一番着实的探讨。二是关于我国文明产生的时间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根据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文字”断言：“中国有6000年左右的文明史。”［2］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根据辽宁西部发现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考古资料，推断那一带曾经有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个发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起源找到了新的线索。”［3］最近，骆宾基先生说：“……就目前我所接触的资料看，(中国的文明史)应该是‘4500年’。”［4］骆
先生主要的依据是古代文献资料。这样一来，中华文明史到底是4000年，还是4500年，抑或是5000年、6000年呢？
在探讨和考察上面所提到的两个问题时，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文化”和“文明”二者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谓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所包括的时代，上下数百万年，其内容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包罗万象，极为庞杂。文明是什么呢?文明是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学说，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5］。现在较通行的说法，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的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1888年，恩格斯在该书英文版中，对“历史”加了注释：“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明史。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说明。很明显，文化与文明之间有着从属的关系。换句话说，文明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把文化与文明相混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就连我国最近出版的《辞海》，也在解释“文明”词条时说：“文明，犹言文化。”
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7］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到：文明社会产生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之后，也是产生在个人间的交换及商品生产充分发达之后的事。我们认为，恩格斯所阐明的文明时代的特征，与本文前面所提及的文明四个具体标志基本上没有相抵牾之处。
在明确了对文明的基本概念之后，先要探讨的是：中国文明最初发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在文明的诸因素中，城市的出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的形成必须建立在较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城市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社会中出现的以防御为目的的城堡不能视为城市。目前在我国发现较早的城址共有五处：河南安阳后冈［8］、河南登封王城
岗［9］、河南淮阳平粮台［10］、山东章丘城子崖［11］、山东寿光边线王［12］。这五个城址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全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第二，时代皆为龙山文化的中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年前后)；第三，面积都不大。后冈和城子崖古城址被破坏较甚，原来的面积已不清楚，平粮台和边线王城内面积分别为3.4万和4.4万平方米；而王城岗的西城只有80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现代的足球场那么大。这么小面积的城，不可能是当时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也不能称之为城市。但是，它们是我国城市的先驱，为我国城市的出现开了先河。在最近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点的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里，就连这样小的城也没有发现过。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距今5000～4500年的遗存中没有发现过城址。至于华南地区、珠江流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尚处在较中原地区落后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没有城市。在我国，真正可以称得上为城市，时代最早的应首先举出河南偃师县尸乡沟的商代城［13］。这座城址是1983年被发现的。该城的范围与20世纪50年代所发现的郑州商城相仿，东西宽1200米，南北长1700米，已发现有七座城门，城内有大型的宫殿建筑［14］。据C14年代测定的结果，这座城址的时代为公元前1275年前后［15］，但如果考虑到C14实验标本的误差和树木年轮校正的数值，一般认为，这座城的时代当不会晚于公元前16世纪。从城址中发现的遗物来看，大都为商前期(二里岗下层)的。偃师尸乡沟的商城城墙厚达18米，城内街道纵横有序，仅宫殿的建筑面积就有4万平方米之多，这是前面所述几座小城堡所无法比拟的。20世纪50年代初在河南郑州发现的商城，城址面积达5平方公里，规模宏大，文化层堆积丰厚，城内外有许多建筑基址和制陶、制骨器和制青铜器的作坊，它不仅是当时重要的都邑，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16］。郑州商城的年代与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差不多，或略晚，在公元前16～前15世纪间。我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谈到二里头文化时说：“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接近于开始点了。”［17］这里所说的二里头文化是早于商代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晚期是指公元前16世纪前后，部分与早商文化在年代上交叉存在。夏鼐
先生的论断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摩尔根认为，人类的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18］。文字的出现与城市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只有在商品生产发达及城市出现后，一部分人得以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精神文化事业，才能创造出文字来。不论是古埃及的文字，还是苏美尔人的泥版文书，都与城市的形成有关。在中国，商代后期已臻于完善的甲骨文、青铜铭文无不与商代城市的出现有关。然而，对于什么是文字的问题，人们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以汉字为例，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应以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在陶器上的刻划纹为始，汉字的历史有6000年左右［19］。唐兰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是汉字的原始，从而断定中国的文明史始于6000年前［20］。我们认为，把单个的刻划符号作为文字的原始阶段未尝不可，因为这种刻划符号至少可以表示一个族(或集团)的徽号，也可以表示某些人或某个地域公认的一个人或物；但是，若把它们视为可以用一连串的符号表达一件完整的事，则没有根据。从考古资料上看，刻划(或刻印)符号出现的时代大大早于真正文字产生的时代，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上也不罕见。例如在欧洲，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罗马尼亚的塔尔塔里文化和格拉德西尼兹文化中出现刻有图画文字的印章［21］，但欧洲文字的出现却远远晚于这一时期。在我国，真正能确切记述一个事件或说明一个问题的文字系统，据目前资料所知，仍然是商代的甲骨文。正如许多学者早已经指出的那样，甲骨文是一种较完备的文字，它已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等六书的职能，甚至开始了简化的趋势［22］。学者们推断，甲骨文肯定不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在我国一定还有比商代甲骨文更早的文字。遗憾的是，这个推断迄今尚未被地下出土资料最后证实。
说到金属器，人类最早用来做工具、武器或装饰品的金属原料是纯铜，继而为铜和锡的合金——青铜，青铜之后才出现铁器。金属器的被利用是文明的一个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与文明相关的金属也不同。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当处在文明之前就有了青铜器，甚至有了铁器。例如在前苏联境内乌克兰第聂伯河流域的特里波列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便有了青铜。但学者们没有人承认那时已进入了文明时代［23］。可是，反过来说，截止到现在尚未发现建立在没有金属，而只依靠石器的文明社会。
我国出现金属器的时代目前尚未完全弄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出现青铜的时代不会晚于公元前2000年。像甘肃省武威皇娘娘台、永靖秦魏家和大何庄、广河齐家坪，青海省贵南尕马台，河南省郑州董砦、登封王城岗，山西省襄汾陶寺，河北省唐山大城山，山东省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长岛店子、栖霞杨家圈、日照安尧王城等地，都出土过青铜器［24］。据统计，到1983年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器的例证有30个，出土各类铜器及铜片200多件［2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铜器的遗址，和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一样——几乎都集中在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辽宁省敖汉旗（今属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虽也出土过青铜
器［26］，但这些遗址在绝对年代上晚于前述十几个遗址，只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前期(属于所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江南地区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包含青铜器的遗存尚未发现。从以上的青铜器出土例证分析，中国早期的青铜器是从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最近被一些人誉为文明起源点、分布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没有发现过青铜器。红山文化的生产工具或武器的原料主要取自石、骨。人们不禁怀疑：在依石器和骨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经济基础上，怎样能够创造出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