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86年至2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时期。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在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的15个月内，苏秉琦以77岁的高龄，多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时任所长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   

　　1986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1986年至2000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大，约有800多篇。1987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相关的研究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1996年有80多篇，1998年、1999年分别达到了近100篇。其一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就超过了1980年以前的总和。同时还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三联书店，1999年）、《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严文明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杨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几部研究专著。对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以苏秉琦、安志敏、严文明等人分别代表的几种学术研究流派。   

　　2．1986年至2000年期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用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主要是对摩尔根、恩格斯等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主要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主要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主要是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3．在1986年至2000年期间，形成了多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   

　　第一种探索途径，主要是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探索途径，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探索途径，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探索途径，主要是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等等。      

　　第五种探索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4．通过1986年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四种有关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主流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中原、海岱等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依据。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主要依据。   

　　5.通过1986年至2000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宏观上获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是开阔了研究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启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了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如果说这还不够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那么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化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还形成了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新的学术体系。即苏秉琦探索提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等新的认识。    第六，进一步确立了1983年由夏鼐指明的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第七，确立了中国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21世纪的继续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