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如《易经》中有“天下文明”(《文言》)、“文明以健”(《同人》)、“其德刚健而文明”(《大有》)、“文明以止”(《贲卦》)、“内文明而外柔顺”(《明夷》)、“文明以说”(《革》)等语词，在《礼记·乐记》中有“是故情深而文明”、

　　我们现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个“文明”一词的含义，主要是在20世纪初期从西方引进的，翻译西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1983年，夏鼐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是殷商社会制度，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928～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1928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了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这些发掘研究成果，使吕振羽、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国家。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以实证研究方式，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崇拜的神权政治。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 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其中，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