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与游牧文化相关的早期发现是一系列的细石器地点。包括：东部海拉尔的西山岗、满洲里的扎赉诺尔以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及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细石器地点，以及西部包头转龙藏、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托克托县、呼和浩特二十家子等地点。主要的石制品是用玛瑙、燧石、石英为原料经过间接打击和
压制加工制作的石器。器形包括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当时的研究者指出，这些细石器遗存或属于“狩猎兼营畜牧”群体或属于“畜牧—狩猎为主，而兼有部分农业”的群体［11］。由于这些石制品多为表采，缺乏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和碳十四断代数据，所以其时代属性不甚明了。但正如佟柱臣先生指出的，细石器是在我国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及与其邻近的地带，在有石英、玛瑙、燧石等石材的条件下，一定技法一定形式而反映在工具上的一种含意［12］。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本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早年被统一归入“细石器文化”范畴的一批细石器遗存分别被归入阴山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不同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之中。在这些新的考古文化范围内的细石器遗存有了明确的年代归属，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类遗存的源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内蒙东部的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有为嵌粘在复合工具凹槽中的压削长条形小石片。该遗址的碳测年代是5290±95
B．C。赵宝沟文化的碳测年代之一为4270±85
B．C，该遗址中出土了细石器的石片、石核。内蒙西部阿拉善遗址的第二期出有镞、刮削器、钻刻器、石叶、石片、石核等细石器，三期又新出细长柳叶形镞及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二期、三期的碳测年代分别为4790±70
B．C及4330±80
B．C［13］。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现的细石器通常与篦纹陶或“之”字形纹陶器共出，陶器器形以直口筒形罐为主，少见或不见伴生大型打制或磨制石器。近十年来，在内蒙东西部各个聚落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器一方面与裴李岗至龙山阶段中原的新石器文化在时代上是平行的；另一方面细石器与表现出定居农业鲜明特色的一组陶器、石器共出。例如，内蒙西部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老虎山遗址中，包含有种类比较丰富的细石器，体现出农业文化区(或者说农业文化区边缘地带)内多种文化因素的存在［14］。这种农耕、畜牧、狩猎的混合型经济通常是游牧民族形成前的文化特征。我们尚未有关于上述遗址中驯化动物的详细资料，但从这些地方自然生态景观来看，当时可供放牧的地方当比中原地区要大。
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示出由农牧混合型文化演变为游牧文化的大致时间和过程。在朱开沟遗址的五段文化中，磨光石器、陶器都能找出前后承袭的演变序列。第一段的时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而第五段文化中商式青铜戈与草原系鄂尔多斯青铜器共存［15］。第五段所处的时间恰是欧亚大陆气候全面转向干凉，斯基泰—塞种人游牧文化开始兴起的阶段，两者应不是偶然的巧合。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草原青铜文化当是兴起于邻近黄河中上游以北，与农业文化圈相接的草原地带，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扩展。田广金先生曾指出，“商代晚期以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逐渐向东、向北扩散，向北直至西伯利亚”［16］。这一结论当是与游牧文化兴起、扩展的实际过程相吻合的。
游牧部落形成后，有向周围地区扩展的需要，而这种扩展通常指向那些气候更寒冷、先前较少有人活动的高原草原地带，并逐步形成不同群体的游牧圈。一个群体可能会相对固定的在一定的范围内随季节迁徙，也可能有较长距离的群体“移民”。在内蒙古地区，早期的游牧部落大概是从黄河沿岸地带逐步向北移动，进入阴山山地和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带以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两大草原。除上述海拉尔、满洲里、新巴尔虎左旗早年有一些细石器地点的发现外，上述地区除岩画外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较少发现，而在春秋时期，当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进入鼎盛期以后，历史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文化遗物则广泛存在于蒙古高原各地。这也许反映出游牧文化扩散的范围和速度在这一时期才达到一定的规模。同时，早期游牧适应仍处于一种不能完全与农业民族分隔开的依存状态下。当气候骤然变化或流行病危及畜群时，能否及时获得必要的食物资源对早期游牧群体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另一方面，当农业社会已经逐步跨入金属的文明时代时(如中原的商代)，游牧部落更需要在与农业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取诸如金属冶炼这样的关键性技术的知识。
在讨论游牧文化起源时，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在某些地区由当地早期狩猎—采集群体直接转变到畜牧经济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在气候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独立地由农牧混合型经济转为单一畜牧经济的情况，蒙古境内的考古发现即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例子。在蒙古东部的东方省与肯特省，发现了一系列由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的史前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中不但出土了一系列如石锄、石磨盘、石杵这样的农业工具，还出土了大量驯化的马、牛、羊骨，以及打制刮削器、切割器、锛形刮刀、镟、动物雕像等与畜牧、狩猎密切相关的文化遗物［17］。体现出处于北纬47°～50°的这一地区史前文化是一种较典型的农牧混合型文化。至公元前2000年末、1000年初时，在蒙古境内发现了大量鄂尔多斯式的青铜短剑及动物牌饰，表明当地经济已进入一个转型期。稍后石板墓又成为克鲁伦河流域重要的文化遗存，蒙古史前文化在总体上的演变规律是与内蒙古地区这一阶段的文化发展相一致的，这种变化甚至具有更广泛的地域相似性［18］。
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史前文化呈现出另一种演变的线索。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阿尔泰地区，公元前3000年下半叶至公元前2000年初出现了一种包括红铜制品和金银饰物的铜石并用型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该文化的墓葬中常见绵羊、牛、马等家畜的遗骨，表明当时已进入早期畜牧阶段，但渔猎、采集仍很重要。以制陶、制骨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在该文化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与之相比，除有一些房址的发现外，农耕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这一文化代表着游牧文化直接脱胎于狩猎—采集经济的演变方式。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形成的区域性及构成方式的多样性。
史前狩猎—采集群体与后来的游牧社会在黄河中上游以北地区留下的主要的考古遗物是阴山山脉一线与阴山以北阿拉善至乌兰察布草原一带的石刻岩画。除在乌兰察布盟达茂旗境内的哈达图山岩画地点有伴生的刮削器、石镞等细石器及石片外，各地岩画地点均鲜少发现与之同期的其他文化遗物。考古学家只能根据岩画本身的图形内容及刻划风格来对其时代进行大致的判断。盖山林先生曾将阴山岩画分别归入三个时期的作品：1.石器时代(距今10000～3000年左右)。2.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年～公元最初几个世纪)。3.历史时期(公元6～19世纪)［19］。而将乌兰察布岩画划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中古时代、元代及以后几段［20］。概括起来，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在整个岩画中所占比例不大，它们应属于史前时期较分散地分布于内蒙各地的采集—狩猎群体的文化遗迹。这一时期的岩画中已明显地反映出人类狩猎的对象较集中于岩羊、北山羊、驯鹿、马鹿等有蹄类动物。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各地岩画的鼎盛期。在阴山山地，乃至向西的贺兰山、祁连山、阿尔泰山都有岩画发现。由这些山地向北，在蒙古境内的德勒格尔—穆连和特斯河谷及戈尔诺—阿尔泰加兰加什河谷到西伯利亚、中亚细亚也有岩画分布。内蒙境内从阿拉善右旗到乌兰察布的达茂旗亦有大量青铜时代的岩画发现。关于这些岩画的创造者，一部分可能是当地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后裔，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应是由南方迁徙而来的新近分化出的牧人。各地岩画图形与鄂尔多斯青铜器某些主题图案的相似性，强烈地暗示出这些草原青铜文化的最初发祥地，我们也许有把握地说，至少在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草原系青铜文化的出现是这一地区游牧部落与中原文明长期接触的产物。青铜冶炼技术这种文化特质通过群体迁徙、交流的方式得以在流动性甚强的草原诸游牧部落中广泛传播，从而孕育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古代强大的游牧民族。
我国北方的游牧文化就其总体而言，发生于北纬40°左右古长城一线中原农业文化区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区有相当于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定居农业群体而其文化内涵中又有细石器这样一类中原农业文化中不广泛存在的因素。体现出相当时期内本地文化中农牧(亦包括狩猎)混合型经济的存在。当龙山文化晚期开始，气候趋向明显干凉时，原有的农业文化区向南后缩，单纯的畜牧经济在不适于农耕的蒙古高原普遍展开，与此同时，游牧部落也与农业文化保持相当的联系，属于中原文明的一系列重要文化特征被不断引进到草原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