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无论是东山嘴祭坛还是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应该说都和红山先民初期的原始信仰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人类的原始崇拜又经历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到人神崇拜的过程，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且规模如此恢弘，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的原始崇拜已经向原始宗教发展，东山嘴祭坛出土的玉璜、
牛河梁积石冢石棺墓葬出土的成组玉器，足以说明这时专职从事祭祀活动的人员已经出现，并已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专门从事各种各类的祭祀活动，成为人们心中认可的“人神”，他们手中握有通神玉器，俨然是沟通人神之间关系的使者或者就是神的化身；死后也就自然埋葬在祭祀之地，继续接受活着的人类的祭拜。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活动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大大小小的女神和鸟神、玉猪龙同时陈列供奉在殿堂之上，虽然还不能证实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可以联想到祭祀内容的广泛和庞杂，这些大型史前祭祀遗址的发现显然会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有的学者就直接提出：“辽西古文化的研究已经涉及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并且主要通过宗教意识形态探索这一地区的文明起源。”王大有甚至认为，中国的坛、圜丘、庙宇，实际上是政权和国家的象征。哪里存在这种大型坛、圜丘、庙一类的建筑，哪里就已经存在国家了［7］。他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东山嘴、牛河梁的坛庙冢布局范围大约50平方公里，气势恢弘，此处必是国之封禅之地，这些建筑是一个有机整体，祭坛方坛圜丘(台)，正是泰折与泰坛，方坛中树立石，为主亦且(祖)，与陶塑人像群的组合，说明它们是祭祀天、地、人的大型祭祀中心。以其周围不见居址在山上，更可见是举行隆重国之大典的封禅之地［8］。
物质文化。东山嘴祭坛、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和转山子巨型“金字塔式”建筑，这些规模巨大的史前社会公共性大型祭祀遗址群，在物质文化方面应该说与早期文明社会的建筑水平非常接近。这里我们且不论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积石冢墓葬群用石之多、耗石之巨，仅就牛河梁转山子“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址所需的土方人工数据，分析一下当时的红山社会生产水平和管理体制，借以论说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进步程度。有论者研究，这座“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地上部分其中心为夯土成丘，高约25米
，直径近40米
，外包巨石，整个建筑范围大约近万平方米，仅夯土就达10万立方米以上，其中还有从远方搬运来的巨石，就以这些工程而论，至少需数十万个民工。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凌驾于氏族或部落之上的一个社会组织或什么文化共同体，是无法组织设计乃至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如果有一个组织或文化共同体在起作用，那么这些具有组织、协调指挥功能的文化共同体，事实上在起着相当于国家职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曙光已经在这里显现。
传统的理论认为，文明的出现是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即文字、城市、青铜器。若按此说法，晚期的红山社会尚未进入文明时代，这是不能强求的。但红山文化最早的玉文化、玉礼制，红山文化坛庙冢所反映出的强大的社会功能及其严谨有序的管理秩序和水平，已使人相信，红山文化社会己接近了准文明时代。
注释：
［1］［8］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8期。
［3］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苏秉琦：《中国文明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9年。
［6］苏秉琦：《浅谈东山嘴》，《考古》1984年第6期。
［7］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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