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这一既古老又童话般的话题，一直被一种一元论起源说所垄断。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传统地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在这一理论支持下，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似乎黄河流域以外的周边地

　　红山文化发现于1935年，这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长城以北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54年由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命名为红山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涵、年代及其文化特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其文化性质和渊源在考古学界还是存有分歧的：1.20世纪40年代曾有人称之为“混合文化”；2.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有的学者强调仰韶文化的作用，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地方性变体；3.认为是继承了河北的磁山文化。其实红山文化的性质和内涵曾被一位考古学家一言说中：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自己的标志，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距今约7000～6000年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仰韶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玫瑰花，而红山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龙^［1］。红山文化具有南北文化结合的特点和以耜为代表的发达的石器群的主要特征曾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认定红山文化有更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对红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重要地位的确定则经历了二次重要转机：一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和进一步研究；一是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

　　红山文化玉器在解放前曾有不少出土，可惜的是大都流失海外。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古翁旗三星他拉玉龙的出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两年后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尤其是70年代以来辽宁凌源三官甸子村城子山石棺墓出土的以马蹄形玉箍、勾云形玉佩为代表的一批玉器，促使辽宁省的考古工作者和学者们依据器物形制比较，结合出土线索，大胆推断这批玉器的时代既非商周，也非夏代，而应属于更早的红山文化。这次研究成果于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公布，1984年第8期《文物》上发表^［2］，至此，红山文化的文明含量有了大幅提升。红山文化玉器得到确认后，人们又开始了玉龙起源的考证，并开始对其工艺技术进行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红山玉器的大量出土，对红山玉器的研究已从考证与比较转向了某一器类的具体研究，多是从某一器类的器形结构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类玉器的制作意图，反映的思想寓意，及玉器的使用方法与用途。20世纪90年代中期，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对玉器类型与用途进行综合探研和考证，而且开始探讨红山文化玉器特征，对其玉雕艺术风格及图腾崇拜的关系问题，进而探索玉器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3］。

　　红山文化玉器确认定性之后，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工作的深入，红山文化分布地带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日俱增。20世纪70～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并依据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6个民族的实际，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红山文化即分布在六大区系之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4］。专家们的认可无疑抬高了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而红山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进一步证实。苏秉琦先生在一次考古座谈会上，从文化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高度评价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5］。他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始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6］。这个大舞台恰恰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也就是6500～5000年前红山文化先民们繁衍生息的地方。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巨型“金字塔式”建筑更为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话题充填了新内容，也为红山文化作为与中华文明起源紧紧相连的中国北方重要文化添加了重要砝码。 

　　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作为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可从两个不同方面靠近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个是精神文化，一个是物质文化。现予以分头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