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每个区域与每种文化又都呈现多种类型与各地的差异，证明了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部落为数众多而在各区域又有大体同类的部落集团的存在。先秦文献可与此相印证：《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

　　然而，多元起源及各部落集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到新石器中晚期，虽然四方都已透射出文明和曙光，进入青铜时代却首先在黄河中下游(通常称之为中原地区)形成了国家，汇聚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和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从而为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奠定了基础。

　　就起源阶段而言，我们根据新石器文化与远古传说的材料，足证华夏同样经历了由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它是以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大部落集团的融合为核心，并吸收四方优秀成分大融合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北大出版社)中已作初步的阐述。本文，我想讨论一下关于地理概念与地理因素的问题。我在上文所称的黄河中游与下游，是以今地理概念为准，在《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一文中所叙黄河中游与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也是如此。实际上这只是为了便于当今读者了解，如果按先秦地理，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黄河，在我国是与长江相匹配的大河。在青海，这两条大河的发源地相距并不很远。今黄河由青海出发，经甘、宁、内蒙古、陕、晋、豫诸省区，而在鲁北垦利县境入海。黄河以改道频繁著称，其全流见于史册记载，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是否也经过多次改道?现在专家论断大相径庭，不过黄河下游，在先秦与现今有很大不同，那时黄河下游流经现在的河北平原至天津市以南入渤海，各家所考结论相同。今黄河下游大体是先秦的济河。

　　因此，按先秦的地理概念，整个黄河中下游都是仰韶文化分布区域。其前仰韶期诸文化，即沿古黄河中下游分布。安志敏《略论中国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指出，前仰韶期三种主要文化的分布：“1.裴李岗文化，以河南为中心，大体是沿黄土高原的边缘和太行山脉的东麓，南自淮河北至漳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共发现遗址40处。2.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南部，沿太行山的东麓，南自漳河北过易水，处于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的狭长地带，共发现5处。3.大地湾文化，分布在黄土高原的渭河流域，个别遗址穿过秦岭，到达丹江上游，共发现7处。”至于仰韶文化的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其主要类型：半坡、史家、后冈、庙底沟、西王村、秦王寨、大司空村各类型都是分布在陕、晋、豫接壤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豫北、冀南地区，亦即先秦古黄河下游地区。

　　总之，若以先秦地理而论，黄河中游及下游沿太行山东侧一直到易水以南都是仰韶文化的起源与分布密集的地区；若与黄河中游比较，则燕山南北一线虽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以至红山文化在其内涵被全面认清以前，曾被定为仰韶文化的地方性变体。

　　所称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区，实际上是以泰山为中心的济水、泗水流域延至淮河下游以北的新石器文化，由此可见，新石器文化在今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大区域，按古地理是东以泰山为中心的济、泗、淮北地区；西以华山、嵩山(古称崇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延及黄河下游，太行山东侧。其河、济之间及济水上游，东起泰山，西至嵩山，即今冀南、豫东、鲁西地区，为两大区文化的接合部，相互影响、汇聚、交融较其他地区为多，因而进入文明的门槛也较早。传说之古帝活动中心，大都在这个地区：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在今河北涿鹿县境，地处京西北，有的考证，认为在今保定地区；    太昊，都陈，今河南淮阳，地处豫东；   

　　少昊，邑于穷桑，迁于曲阜，由鲁北迁鲁西；   

　　颛顼，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地处豫东北；   

　　帝喾，都亳。晋皇甫谧以为在河南偃师县，即今偃师县境，地处嵩山北。但商代以亳为名者多处，其东有今山东曹县境之亳，其东北燕山地区有燕亳。1984年我与干志耿、李殿福合撰《商先起源于幽燕说》，断定燕亳也许是见于记载最原始的亳，它处之亳，都是商人迁徙所至从其祖居之都而得名(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今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晚期、青铜器早期(实际是同一个考古文化期)的古城，可以与上述传说相印证：

　　淮阳平粮台古城，在河南淮阳县南4公里 ，呈方形，边长185米 、总面积约3.4万平方米 ，届龙山文化晚期，C14测定树轮校正约当公元前2355年，是一座距今4300多年以前的古城(《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相传此地为大昊之都，属于传疑，然而它是夏代以前的古城，则是可以肯定的。  

　　登封王城岗古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约1公里的台地上，地处嵩山南，为东西并列而相连的两座城，每城总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古城(见《河南文博通讯》1987年第1期及《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经C14测定树轮校正距今约4400年(《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七)，《考古》1980年第4期)。

　　边线王古城，在山东寿光县边线王，略呈圆角梯形，城内面积4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基槽发现有儿童、猪、狗等骨架，是为奠基的牺牲。属山东龙山文化的古城址，虽地处古济水之南，也与河济之间相距不远。

　　城子崖古城，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龙山文化即因最先发现于此而得名。此处城址到底是龙山文化期的古城址还是聚落遗址，尚无确定结论，如果是聚落遗址，也是有了较大规模且有了夯土围墙，墙根厚度约为10米，其地在今济南市稍东北。

　　根据龙山期古城的特点与规模，它们都是王权萌芽与宗教祭祀中心的产物，不具有“市”的性质。《墨子·明鬼》说：“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大概龙山文化期的古城已有了这种性质，至少也是其雏形的出现。

　　关于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首先发达，是以中原地区东西相对两大文化区与两大部落集团交融汇聚为核心，不致有什么疑问，它同时又是吸收四方优秀文化的产物，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上文提到中原地区城市起源的诸小型城堡，在今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阴河流域，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43座石城遗址，是属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农耕为主的早期青铜文化)期的古城，城内面积一般1～2万平方米。此外在敖汉旗大甸子还发现了属同一文化期的夯土筑的城址，城内面积达6万平方米。夏家店下层文化C14测定约当公元前2300年～前1600年(参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2页，徐光冀的发言)，稍早于中原夏代或大体与之年代相当。更不用说在赤峰市与辽西地区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红山文化，其文化因素与商文化有多方面的渊源联系。其中红山文化的“女神庙”与祭坛，我们曾推断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高祭天的物证，是商代高祭天求嗣礼制的源头(《商先起源于幽燕说》)。

　　为篇幅计，此题不能继续展开，谨重复一下我在《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一文中的结尾：“中华民族最早的国家组织为夏、商，都在黄河中下游。但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辽西红山文化的祭坛等文化因素观察，均与商周以下中华古代制度有渊源联系，而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也被认为与商文化有渊源联系。”

　　“红山文化的动物群玉雕有龙、马、鸟、虎……均与商代玉器主要题材相同，而良渚文化的玉器如玉璧、玉琮……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前面已提到玉璧与玉琮等成为商周祭天地的礼器……这些因素都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发达，出现了中华最早的国家制度、青铜文化和文字制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两大系统新石器，同时也是其他诸多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35页)

　　至于为何在中原而不是在别处首先发达，除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陕西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两大文化系统的内涵丰富，积累时间长达3000年，足以融合孕育出中华文明的主流之外，同时其地处南北三大文化发展带的中央，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中枢，也是中原得以吸收熔铸四方优秀文化的有利条件。对远古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较当今为暖和，森林遍布，湖泊众多，古黄河下游与河济之间，支流如脉络汇于主干，宜于农业发展以及中原对四方具有吸引力等地理因素，史念海所撰《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一文，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载《历史地理》第三辑)，史还在其《河山集》(二集)的有关章节中对黄河中下游的变迁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可供我们参考。要之，我们如果忽视了地理的因素，就无法全面而科学地理解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为何首先在中原地区首先发达。

　　作者附记：本文为最近几年研究中华民族起源所感到的一些困难与问题，提出来请指教，使得有个较好的解决办法。文中征引前贤及师友的论著，于其作者，为行文的方便计，一概直呼其名，尚祈鉴谅。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