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从直接接触到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日起，就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民族来源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一方面受着欧洲中心观念和当时流行的学说的影响，也受到考古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他们看来，欧洲文明是受西亚与埃及

　　由于对已发现的7000余处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文化层叠压关系、年代测定等方面已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现在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呈多元特点，在考古学界已无异议，但各家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宏观概括还有较大差别，或者说有几种不同的学说。

　　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一文，将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已原则上提出了多元起源的问题。1979年4月，在西安举行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苏秉琦提出了划分我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随后于1981年第5期《文物》发表了苏的论文《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他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散，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按照苏的概括，我国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六大区：

　　1.黄河中游，今关中、伊洛、汾平原，即仰韶文化的中心区；

　　2.以泰山为中心的鲁、豫、苏接境区，习惯上称为黄河下游，这是大汶口及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

　　3.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区化；

　　4.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

　　5.鄱阳湖—珠江三角洲文化区；

　　6.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   

　　如果我冒昧地将这种学说称之为“多元区域说”，那么安志敏的概括我冒昧地称之为“黄河流域主干说”，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安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大概可以代表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安认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起到了主干作用，而距今5000年前后，已出现以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为主导的统一趋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中心，其他文化在不同地区起着地区性中心的作用，但黄河流域对四方各地文明的发达都起着辐射与推动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安所撰《略论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又指出黄河中游是早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而“中原地区之外的许多考古发现，也一再更新了我们的认识，……这些迹象充分表明全国范围内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相互交流和影响，逐渐出现了融合统一的趋势，并为古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收入《磁山文化论集》)。安对自己的学说作了新的阐述。

　　1980年6月17日，石兴邦应邀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的学术报告，认为我国新石器文化可分为：   

　　1.仰韶文化系统；   

　　2.青莲岗文化系统(包括东南、西南)；   

　　3.北方文化系统(包括新、蒙、东北)。   

　　石还认为，上述三种文化又可归纳为以西北腹地为代表的半坡系统，和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青莲岗系统。这样两大集团的划分，与湿润的中国东南部及干旱的西北部的自然与民族分布相吻合。

　　佟柱臣则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有着几个主要的接触地带，即北部以阴山为游猎—游牧氏族部落与旱地农耕氏族部落文化的接触带；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旱地农耕氏族部落与水田农耕氏族部落接触地带；南岭山脉是岭南贝丘文化与岭北长江流域水田农耕文化的接触带；此外武夷山以东以西的各氏族部落也是以武夷山区为接触地带。他注意到自然环境对人们创造文化的影响，也注意到各文化区的相互影响。按上述接触带可把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阴山以北、阴山至秦岭以北、秦岭至南岭以北、岭南及武夷以东等五大区域。

　　严文明把中国新石器文化概括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从经济类型，又可划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稻作农业经济文化、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类型区域。他说：“中原以外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严既注意到各文化区的特点，又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趋势，从而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命题(见《文物》1987年第3期)。

　　1983年我受嘱撰写《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时，对以上各家之说还没有全面的了解，当时有些论文尚未发表，即使今日作上列综述，也不知是否较为准确地了解了各家之说。1985年我撰写了《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当时主要是受苏、安的启发，大胆作了一个宏观的综合研究，从而做出如下几点结论：

　　1.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及远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是蒙古人种(黄种人)的故乡，从而彻底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说”，肯定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就起源而论是土生土长的。   

　　2.也使传统认为中华民族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一元中心说得到了修正，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起源，既有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呈现文化上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这种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可以说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始终。

　　3.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中华大地从南到北三个文化发展带：即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为水田农耕文化，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南(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文化，秦长城以北为狩猎—渔猎文化(进入青铜器与铁器时代即发展为游牧或渔猎兼不发达的农耕文化)。

　　最近十多年以来，我反复阐述，中国民族呈现从南到北如上述地理分布的水田农耕、旱地农耕和游牧(包括东北狩猎—渔猎民族习惯广泛称之)三带和湿润的东南部及干旱的西北部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并强调这种南北三带与东西两大部不平衡发展而又互相离不开的发展特点，是中国既有多民族各具特征的发展而又必然结成统一整体的重要根源之一。经过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宏观研究与概括，我深信上述这种中国民族的发展特点，其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起源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