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形式是撞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1979年到1982年在河北张家口的四年工作，就是探索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分界点。1982年在蔚县召开小型座谈会得到的结果是，在这里看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彩陶交错，又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所以称为“三岔口”，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与关
中仰韶文化的交错，其特征是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1982年蔚县会上同时就考虑到红山文化新发现的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考虑的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接触后的后果问题，这也是1983年到朝阳开第二次小型座谈会的目的。经过工作，实际上看到了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5500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
第三种形式是熔合。例证有两个。一是河套地区发现早于五千年的尖底瓶与晚于五千年的袋足器在这里衔接，出现最初形式的斝与瓮。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如前所说，就是尖底瓶，是尖底瓶演变的最后形式，单唇口、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是鬲的前身。这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再一个例子是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揹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认识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今天我们把中华文明起源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这既是我们学科成熟的表现，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和任务。
我们学科的目标
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为振兴中华、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上面所阐述的近年我们在文化与文明研究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所取得的突破，就是提出这一目标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是回答中华民族十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是如何结合成统一中华民族的，这个课题本身在全人类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同时，上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也为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开拓了通路，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绵不断，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泉。我们从考古材料中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所以，我们讲目标不是空中楼阁，是有充分根据的，从而也是可以预见的。今后，只要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工作，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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