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
文化与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提出，是我们学科本身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这可以用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来说明。
第一个标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系统化。
1979年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问题，是形势
发展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并已为实践所证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课题的提出和进展。当时，考古所内蒙队和吉林大学到河北省张家口开展工作，课题是一个，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纬度相距四五度，中间隔着燕山山脉，它们之间的关系，过去说红山文化是当地细石器文化与以彩陶为重要特征的仰韶文化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化，但是，它们是怎么结合起来的，是什么社会历史条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把这两支文化结合起来的？提来提去还是通过太行山东西两侧这个渠道，特别是汾河与桑干河这两条河源所在地的张家口，这里是南北交通的口子。张家口的工作坚持了四年，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82年以此为课题召开的第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大家看到了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确实都从这里通过。那次会上，我们得知喀左东山嘴发现了祭坛，就提到，到底是看到了两个文化作用的结果。于是又有1983年辽宁喀左和朝阳的学术座谈会。朝阳会上我们提出，东山嘴的祭坛，在中原那么多同时期的遗址中，在仰韶文化当中，都还没有发现过，它不会是孤立的。东山嘴位置在喀左县城东4公里，这4公里周围再延长30公里就是六个商周时期窖藏铜器坑的出土地区，如果不是举行重大活动，没有理由把那样的国家重器埋在那里，说明这一带不仅红山文化后期是重要社会活动场所，到三千年前后也还是重要活动场所。那么下一步就应该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县交界处继续调查。我们的这些学术观点，通过这样的学术活动，变成了更有生命力的观点，带着这样的认识进行工作，进度就快多了，所以几个月后就有了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发现。等到1984年在呼和浩特市开会时，我们已经可以把北方地区的“三北”古文化区系的界线划出来了：1.辽东辽西当中有个界线；2.锡林浩特到河套是个界线；
3.呼和浩特与包头之间也有个界线。这是北方与西北的界线。从包头到兰州永登再到乐都柳湾是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大西北的起点，这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北方的三大北，即大东北、北方、大西北，也就是对中国面向东亚的这一大块和面向中亚的这一大块有了明确认识。面向东亚的一片与环太平洋连成一片，面向中亚的一块与中亚连成一片，是一半与另一半，东西文化的这条界线清楚了。所以到了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马开会时，我们就敢于说，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古文化体系，从华山沿汾河到了桑干河的河北省西合营，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古文化体系顺大凌河、西辽河向南延伸到石家庄附近，它们在张家口交汇在一起了。这样，从1982年开始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作为一个考古学专题就有了一个完整概念了。当然，这五年当中，其他各地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如江汉地区、环洞庭湖地区、三峡地区、环太湖地区等。太湖地区古文化的概念比北方又提高了一步，就是在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从距今七千年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和到西周以前的古吴越文化，覆盖面一致，上下年代可以连贯起来，自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