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在内蒙古即可寻觅到回族先民的奋进足迹。在赤峰出土的辽应历九年（959年）墓葬长颈小口残片和敖汉旗南部发现的波斯银壶，在呼和浩特北郊坝口子村一座汉唐古城废墟之中出土的萨珊朝波斯银币和通辽市奈曼旗的辽开泰七年（1018年）的墓葬出土的素面杯、磨花把杯、磨刻花细颈瓶、高颈瓶等实物，都是有力的佐证。另据《元史》载：“赡思字德之，其先大食国人。国既内附，大父鲁坤，乃东迁丰州。”《马可波罗游记》讲：马可波罗至“天德城”时，发现“居民中有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

又据史乘载，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回回人（指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族）已活跃于大漠南北一带，主要是商人。随着蒙古人的两次西征，带回不少回回人，其中有军政人员、工匠、兵士及平民等。在元世祖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回回已遍布塞北、中原和江南。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和漠南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均有回回人活动的记载。以后，内蒙古各地逐渐都有回族人生活居住。

明、清两代，是回族人迁入内蒙古人数较多的时期，清末和民国尤盛。《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载：“回族1947年有4.4万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则增长到16.9万人，后者为前者的384.08%。”又据《内蒙古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载：“内蒙古共有回族209850人，其中呼和浩特市38417人，包头市36234人，乌海市7944人，赤峰市31122人，通辽市12447人，呼伦贝尔市30950人，兴安盟3017人，锡林郭勒盟11009人，乌兰察布市7683人，鄂尔多斯市1886人，巴彦淖尔市19835人，阿拉善盟9331人。”

移居内蒙古的回族多为周边地区的人，其中以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为多，其迁徙的背景也较为复杂，以经商、逃荒、落难及投亲靠友的为多。在回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排除族际婚姻。在回族中融入汉族、蒙古族等是不争的事实。在呼和浩特的回族中，还有护送香妃入京后返回途中，留居于该地的维吾尔族的后代。

在封建社会时期，内蒙古的回族因其政治地位低，经济文化落后，回族人民始终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回族人的从业渠道较为狭窄，相当多的人集中在饮食业、牛羊肉屠宰销售、皮毛业及牙行（商业中介人）、运输业等，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和经营成本颇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回族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在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中，回族驼运业曾一度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起到独领风骚的作用。它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内蒙古与西北地区、周边省市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其先民以外来民族为主，并与中国境内其他民族通婚，才促使其形成民族共同体。回族是生在中国，发展、壮大在中国的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成员。“爱护本土属于信德”，回族一向旗帜鲜明，视中国为自己的母亲，忠贞不渝。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涌现出女共产党员邸力；在孤魂滩事件中，有回回人的参与及助威呐喊声；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有回族驼工支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在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回族儿女总是挺身而出，立场坚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梦想建立“回回国”的“蓝图”，内蒙古回族是他们实现其企图想当然的“工具”。历史证明，回族不仅不向侵略者输诚，还坚持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爱国爱教”是回族人永远不变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

在内蒙古自治区刚刚诞生之时，经乌兰夫同志首先倡导，在呼和浩特市的回族聚居区成立了归绥回民自治区（后因国家的政策，改称回民区），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后又建立了赤峰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和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另外，还在包头市建有一所回民中学、一所回民小学、一所回族幼儿园，在呼和浩特市建有一所回民中学、四所回民小学、两所回族幼儿园。在平等的大家庭里，回族儿女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他们中劳动模范有扈秀英、刘功、时秀兰，高等院校的教授有佟天夫、朱连成、金颉、吴秉孝、李德茂、吴秉芳、白贵、马林、云兴福、马成麟，科技人物有刘海阔、马浚、妥德宝、白晨，医务战线的专家有吴木兰、吴群、王云龙、马淑兰、白子美、曹中朝，作家有李全喜、甄可君、李可达、马逵英、郝文波，书法家有杨鲁安、孙世魁，画家有刘在田、王重英，摄影家有穆中艺，中小学特级教师有沙俊兰、王桂荣、李崇森等。

回族儿女与兄弟民族的同胞携手并肩，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