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鄂尔多斯等沿长城一线的民间流传着一些年代不明、雕有兽纹图案的小型青铜器。尽管谁也说不清这些青铜器来自何方，年代几许，图案蕴涵着什么信息，然而在古董市场上，它们却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牌货。20世纪初，这些青铜器就已享誉海内外，被西方学者称为“斯基泰—西伯

    1958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乡西窑子村一个沙窝内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短剑1件、动物形饰件9件、管状饰件7件。据考古工作者分析，这批青铜器是战国时期匈奴族的遗物。1960年，在内蒙古土默特旗水涧沟门村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有刀、象形饰牌及马具饰品，富有草原气息。专家认为，这批青铜器与范家窑子出土的青铜器相似，同属一个时期。这些民间流传的和出土的青铜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前，考古界着手对它们展开调查。

    1973年，考古工作者对内蒙古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此后，专家根据对相继发现的阿鲁柴登、西沟畔等墓葬出土青铜器的研究，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狄—匈奴族系文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时间跨度大，空间分布广，其中商代早期的出土于鄂尔多斯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也有出土；相当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在蒙古国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国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

    那么，时间、空间跨度如此之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究竟滥觞于何时何地呢？1974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发现了朱开沟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不仅对考察北方草原畜牧业生产和游牧民族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回答上述问题也提供了思路。1977—1984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石器、陶器，还出土了成组的青铜器。在朱开沟文化第三阶段（相当于夏代中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开始有铜针、耳环等小型青铜器物出土，在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的墓葬和遗址中，开始有青铜鼎、爵、短剑、刀、戈等器物出土。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因此，专家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伴随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大范围地域内先后出土，一些专家提出“北方系青铜器”、“北方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这样的概念，用以指代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并且认为其起源是多元的。但是也有专家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后坚持认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名称也没有必要改变。理由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在年代上比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更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其他地方出土，而且“自商代晚期至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鄂尔多斯地区能排出一个完整的发展谱系外，其他地区均有阶段性的空缺”。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物，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具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大量采用动物纹。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野猪、鹿、马、牛、羊、骆驼、刺猬、飞禽等。有许多动物造型比例协调，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在器物的制作方面，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手法，内容丰富、工艺娴熟，部分器物还使用了“失织失蜡法”铸造工艺，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它的创造者是商周至秦汉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猃狁、北狄、林胡、匈奴等游牧部族。

    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联系密切，与东北、西域的其他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而在向欧亚草原扩展的同时，也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创造者不愧为当时中原、北方草原、中亚及欧洲草原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更不愧为多种文化背景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

网页编辑：李萨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