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毡包好似白莲花”，“蒙古包的缕缕炊烟，轻轻地飘向蓝天，茫茫的绿草地是我生长的摇篮”，当听到这些悠扬深情的草原歌曲，人们总会有一种对于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的向往。

     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的居所，是蒙古人勤劳智慧的结晶。实际上蒙古人称蒙古包为“格日”，可译为住房。现在所说的蒙古包中的“包”一词源于满语，意为“家”、“屋”。自清代以来，“蒙古包”一词以译音形式流传了下来，成为今天对于蒙古族传统居室的称谓。

蒙古包外观造型为圆形，且包顶为拱形，这样的结构很适于在干旱少雨、风沙大的高原气候居住。同时，建蒙古包无需打地基，只要选好位置架起蒙古包木制结构，覆以围毡拴系牢固即可。因此，蒙古包也是一种环保型居所，可以说它是依靠草场维系生产生活的游牧民族的最佳居住方式。

蒙古包以木、羊毛、马鬃、驼鬃为原材料，由木架、围毡、绳索三部分组成。据《黑鞑事略》记载，13世纪蒙古人的“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这是关于早期蒙古包较为翔实的记载。

蒙古包木结构包括陶脑（天窗）、乌尼（椽子）、哈那（墙面）、门、柱子等，其中陶脑是决定蒙古包大小、高低的重要因素。陶脑是蒙古包顶天窗，也是房屋中心位置，为拱形，宛如撑起的伞。蒙古人认为陶脑是家庭兴旺的象征，因此忌讳踩踏，且拆卸或建包时都是先从陶脑着手。乌尼指一头插或拴系于陶脑，另一头稍加倾斜系在哈那上端的数十根细木椽，多以松木为料。从陶脑斜搭下的乌尼犹如撑起的伞骨，又好像洒满大地的道道阳光。乌尼的数量取决于陶脑直径的大小。哈那的制作较为讲究，材料须选择韧性较强的藤条或木头，将其编制成网状，藤条交叉处使用毛绳拴系，因此具有可伸缩、耐用、不易断裂等特点。这样的哈那可根据气候节气以及需求调整其高度，改变包内空间大小。哈那数量同样由陶脑的大小决定。一般牧民家庭居住的蒙古包多用4-6个哈那，也有7-10个哈那的大型蒙古包，主要用于人数众多的宴会庆典活动。蒙古族视蒙古包门槛、门楣为家户开枝散叶的象征，禁止踩踏或触摸。如有踩踏者，会被视作是对屋主极大的不敬。在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踩踏别人家门槛是要论国法处置的。13世纪初出使蒙古汗国的宋代使臣彭大雅曾记载：“国法中，踩踏门槛、打马头者当问斩。”有6个以上哈那的大型蒙古包中须有立柱。蒙古包里的柱子，主要起到支撑和调整陶脑的作用。粉饰以各类民间纹饰图案或雕龙刻凤的柱子，为蒙古包锦上添花，赋予蒙古包以艺术色彩。蒙古人珍视蒙古包柱，忌讳踩踏、跨越、环抱和依靠，迁徙时常将柱子和陶脑一起装车搬运，从不乱丢弃或焚烧。

蒙古包围毡是用白色羊毛做成，覆盖在陶脑、乌尼、哈那的外面。毡子具有保暖、不透风、不漏雨等特点。如果说蒙古包木制结构是其体，那么围毡就是其衣，衣附于体。一首“蔚蓝的天空下，碧绿的草原上，如洁白云朵般的蒙古包”的诗歌，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草原上“天高、地阔、人和”之景象。蒙古族自古以来崇尚白色，把白色当做高贵、纯洁、善良、忠诚的象征。《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封忠言相辅的兀孙老人以“别乞”官位并准许“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蒙古人常常以白色来形容心地善良之人，并将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称之为“白月”，至今有些地区的牧民仍然保留着夏季穿白色单袍的习俗。蒙古人崇尚白色的观念，同样体现在蒙古包洁白的围毡上。这不仅是蒙古族人民对色彩的审美取向，同时也是蒙古人向往幸福生活美好心愿的体现。 

蒙古包绳索是用羊毛、马鬃或驼鬃编拧成的，用于拴牢围毡。尤其在寒冷的冬季把围毡系得牢固，围毡就会严严实实包裹着陶脑、乌尼、哈那等，抵挡住北方的严寒与风雪。在炎热的夏季还可以解开部分绳索，卷起围毡流通空气，来降低包内温度。因此，蒙古包的确是冬暖夏凉的好居所。

蒙古包的门一般设在南面或东南面。蒙古包内的设置、起居也有一定的规矩。自古以来，蒙古族视蒙古包中间位置为上座，其次为右侧，左侧居后。分配蒙古包内空间时，讲究“男右女左”。家中男子平日饮食起居及各类生产用具都要在右侧进行或摆放，而碗橱、挤奶桶等女子常用物品要放在包内左侧位置。蒙古包正中央的地方是摆放火撑的位置，包内北侧是主人、长辈或尊贵客人之位。西北侧是摆放佛像供桌的位置，这是蒙古包中最为神圣的位置，忌讳脚冲佛龛睡眠或将靴子、鞋袜之类摆放在佛龛附近。供桌前一般只允许僧侣或老人、孩子睡觉。

蒙古包易于搭建和拆卸，在拆卸时遵循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顺序。拆卸后的部件可收在一起，只需一辆牛车或马车即可装载，非常适于逐水草游牧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

古往今来，蒙古包承载了蒙古族艰辛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他们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是蒙古族人民代代延续和传承着民族生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