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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

作者 晓克     来源《文化内蒙古第一卷•神奇的草原》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这首在内蒙古大地上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动人歌曲,把内蒙古草原富饶美丽、辽阔无垠的景色和蒙古人淳朴善良、粗犷浪漫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今天,在内蒙古生活着403万蒙古族人民,他们传承、发展着北方草原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几乎所有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可以在蒙古族文化中找到投影,可以说蒙古族的文化犹如汇纳百川之水的大海,将此前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要素全部包容其中。

    6世纪,蒙古族的先民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一带。8世纪初,他们开始从呼伦贝尔草原向蒙古高原迁徙,逐渐广泛散布于蒙古高原,形成了许多规模不等、发展程度有别的部落。12世纪80年代,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势力日渐强大,在先后攻灭各部后,于1206年登上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以此为标志,蒙古族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此后,蒙古统治者率领蒙古铁骑四面征战,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蒙古帝国的征服活动对世界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尽管同历史上几乎所有骤兴骤衰的封建军事大帝国一样,蒙古帝国也没有摆脱很快就分崩离析的命运,但是,蒙古民族却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几经荣衰,承载着数千年草原文化传统,顽强地走到了今天。

    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一旦强盛起来,往往要进行南进、西征武力扩张活动。从鲜卑人开始,北方草原民族的南进发展到了以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为目的的阶段,此后直到清代,入主中原和西征仿佛成为北方草原民族的一个文化传统。蒙古族也曾经传承了这个传统。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建立了版图空前辽阔的中原正统王朝—元朝;蒙古统治者的西征则造就了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四大汗国”。从中原的角度看,元朝无疑是北方草原民族第一次建立的可以与汉唐相媲美的大一统王朝;而从西方人看来,蒙古的西征是继匈奴、阿瓦尔人之后的又一次东方草原游牧人袭来的高潮。

    蒙古族的生计方式代表着数千年来北方草原民族的主要生计方式,是他们适应自然环境智慧的结晶。我国北方草原大部分地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地表土层表浅,植被稀疏。这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只适合发展能够利用原生态环境、以游牧业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因此数千年来,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纥、契丹等北方民族无一不是以游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过着逐水草而居,随畜群迁移的游牧生活。蒙古族的游牧生计方式受到了匈奴、突厥等民族的深刻影响。如果把游牧生计方式看做一个连续的链条,那么从匈奴到蒙古族,历史上所有北方草原民族就都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正因为如此,从早期以匈奴人为代表的游牧业到晚期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业中必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仅以牧地的划分为例,据记载,匈奴人的游牧并不是漫无天际地游动,而是“各有分地”;而在清代以前,蒙古人的游牧也是“各有分地,不相乱”,只有大封建领主才可以带领他的直属部众在属于自己的各个部落的领地内进行长距离游牧;清代,连封建领主的活动也被严格限定在他们各自相对狭小的“分地”—旗的范围之内。

    历史上,蒙古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匈奴以来大多数北方草原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脉相承,这主要表现在其社会行政组织都具有军政合一、按十进制进行组织、分左右两翼管理的特征方面。当时的蒙古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典型的游牧社会色彩。直至今日,在内蒙古许多旗(县级行政建制)的名称中冠以“左、右”即是历史上左右翼之分的遗绪,而盟旗制则与北方草原上古老的万户、千户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颇具游牧民族特色:几乎所有适合游牧生计方式的宗教都曾经被信仰过,如萨满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特别是萨满教,自古以来就几乎流传于北亚、中亚的所有民族中,它不仅是蒙古人的原始宗教,也是从匈奴人之前直到近世所有北方草原民族的原始宗教。

    蒙古族在传承北方草原文化方面极具代表性的是蒙古文的创制和使用。蒙古族在漠北兴起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此时乃蛮部已经借用畏兀儿字(回鹘文)记写本族语言。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俘获了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塔塔统阿。成吉思汗命令塔塔统阿负责教太子诸王用畏兀儿字记写蒙古语,从此,蒙古族便有了自己的文字。畏兀儿字是8世纪—10世纪在粟特字母基础上形成的。在采用畏兀儿字创制蒙古文时,根据蒙古语的特点对其进行了取舍。畏兀儿体蒙古文创制后,经过不断地改进和发展,一直沿用至今。在元代,蒙古族还根据藏文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但因其流行不广,元朝灭亡后不久即不再通行了。

    蒙古族的文学也颇具草原文化色彩。北方草原数千年来的“逐水草而居,随畜牧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不利于书面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形式多样的口传文学却十分兴盛发达。牧人们在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草原口传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蒙古族拥有体裁丰富的口传文学作品,主要有:神话、传说、祝赞词、英雄史诗、故事、民歌、诗歌、格言等等。其中,尤以英雄史诗为人称颂。英雄史诗是于氏族社会末期在神话、传说、民歌、祝赞词等口传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学者认为它是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形式。现在,除了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之外,还有300篇(部)左右的中短篇英雄史诗流传于世。

   

    同其他草原游牧人一样,蒙古人非常善于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记载自己的历史。13世纪中期,蒙古人编写了本民族的第一部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该书既有纪实也有传说,既是史学作品又是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草原史著的特色和草原史学的传统。

    蒙古族对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军事、法律、艺术、服饰、居所、风俗习惯等几乎各个方面,全面地继承、发展了北方草原数千年来的文化体系、内涵和传统。因此,蒙古族不愧为数千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

 

网页编辑:李萨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