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浩瀚的北方草原曾经是众多游牧民族的摇篮和活动舞台。在这里，他们不仅创造了文明，传承了文化，而且还为今天我国辽阔版图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

    战国时代，“匈奴”之名开始见诸我国史乘。据记载：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等国帅匈奴共攻秦，可见这时的匈奴已经是我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领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

    冒顿单于立国后，东征西讨，“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此后，又征服了居于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族，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统一。匈奴所控制的范围北起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及河套地区，东起辽东平原，西迄天山南北。“龙庭”（即单于庭）设在河套、阴山一带。匈奴政权的建立和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方草原各游牧部落、部族得以消除以往彼此之间的壁垒，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游牧部落、部族之间经济、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在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游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发展。可以说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使此前游牧文明发展的端绪汇聚于一体，匈奴则成为了这种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

    游牧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匈奴社会已然踏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司马迁所说的“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正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跨入文明时代门槛后，由于其统治范围广大，社会内部相对安定，匈奴社会开始在广泛融合各游牧部族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了更全面、更典型、更发达的游牧文明。

    匈奴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游牧业。匈奴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取之于游牧业，他们的行动也无不服从于游牧业。通过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匈奴人生活状况的一些情况：他们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食畜肉，衣皮革，住毡帐，盛行收继婚制，保留着殉葬制等等。

    匈奴政权的建立，使匈奴社会的经济生活得到了较为安定可靠的空间、时间条件，因此，他们发展了相当发达的游牧业。当然，这时的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它的意义。在从事畜牧业、狩猎业的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手工业主要有：冶铁业、铸铜业、陶器制造业、木器制造业、毛织业和皮革业等。匈奴人的商贸活动尤为活跃。匈奴人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在匈奴社会内部以及匈奴与东胡、西域、中原之间进行的，此外，还通过西域与中亚、罗马帝国发生了间接的贸易关系。其中尤以与西域、中原贸易规模较大，重要性突出。与中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与中原王朝“合市”、“通关市”的形式实现的。虽然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们难以洞察贸易在匈奴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但匈奴与汉朝对西域地区的反复争夺，控制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权，控制通往亚欧大陆纵深的商道，取得贸易方面的利益显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贸易之于匈奴社会的重要性，在他们身上，的确体现出了强烈的“商业精神”。

    匈奴政权的政治体制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是“行国”体制。“单于”既是最高行政首领，也是最高军事统帅。全国分为左右二翼，设左右贤王等各级职官，百姓全民皆兵，军政一体，社会组织按十进制组编。匈奴社会中的法律和军事受到游牧经济和社会制度等的强烈影响，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政权开始，它们就开始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形态和特征。匈奴的法是不成文法，多由以往的习俗与禁忌演变而来，即所谓的“纳礼入刑”。司马迁对匈奴法做过简要明了的记述：“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样的法与同一时代的汉律相比较，要宽松简捷易行得多。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萨满教特点。每年五月，他们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他们敬仰天地日月，单于称为“撑梨孤涂单于”，意为天子单于。在写给汉朝皇帝的信中，经常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是天之骄子。有学者认为：“尊天、崇拜天—直至崇拜日月星辰，把苍天、日月看成宇宙与人类万物的源泉，世界与人类的主宰—万物生成共源的观念，就是匈奴人及北方诸族普遍的世界观与宗教信仰。”此外，匈奴人还有崇拜偶像的习俗。

    匈奴人每年进行三次盟会，时间分别是正月、五月、九月。正月的盟会“诸长小会单于庭”，是一种小规模的“贵臣会议”，其主要内容是决定军国大事。五月、九月盟会的规模要大得多，也更富有宗教色彩，其中九月的大会“课校人畜计”则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一年之中除三次固定的盟会外，遇有特殊情况或事务，随时召开盟会加以解决。

    匈奴的军事训练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这对于青少年掌握骑射技能、熟悉军事知识，无疑会起到早期启蒙作用。成年“甲骑”主要是通过经常的集体狩猎或实际战斗得到军事训练。匈奴的战法，最为突出的是善于运用远距离奔袭、大规模包抄以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按照《草原帝国》一书的说法是，他们对“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们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筋疲力尽”。可以说匈奴人是运动战的创造者。

    自冒顿单于立国到89年、90年、91年，北匈奴三次败于汉朝军队后西迁，匈奴政权在北方草原上活跃了整整三个世纪。此后，匈奴人或是西迁中亚、欧洲，或是入居中原，或是融合于其他草原游牧民族，最终渐渐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尽管如此，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政权的游牧民族，它把“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使此前各游牧部族、部落创造的游牧文明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交融发展，形成了以匈奴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的游牧文明，开启了我国乃至世界草原游牧文明的先河，为后世草原游牧民族树立了文明的圭臬。有学者这样评论道：“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地再现匈奴的身影。”事实也正是这样，匈奴民族所创造和发展的游牧文明的各个要素，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被后世亚欧北部草原带的其他游牧民族所继承，并在草原上流传千古而不绝。因此，可以说，匈奴民族既是我国草原游牧文明的开先河者，又是世界范围内游牧文明的重要先驱之一。

网页编辑：李萨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