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女真，分别是东胡、肃慎族系的后裔。二者虽然属于不同语族，但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民族气质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两个民族是长期的游牧、渔猎部落，善于骑射、热衷歌舞，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渤海文化濡染和中原文化影响，使之歌舞呈现着类同的风格，习惯上统称为辽、金歌舞。
(一)契丹族歌
舞
契丹族，发源于西拉木伦河及辽河流域。7世纪初期，全部落依附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随之有明显进步。907年，部落首领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契丹军事首领，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926年，灭渤海国，占领松辽地区全境。太宗耶律德光时夺取河北、内蒙古及山西北部领域。947年，兴兵攻破开封，灭后晋，改国号为大辽。1004年，与宋朝结成澶渊之盟，双方一度遵协议安定相处。1125年，被金兵所灭，政权共存在218年。
契丹族善于吸收先进文化，政权产生之前就曾深受中原唐朝和渤海影响，贵族阶层不乏通晓汉文及汉族文学艺术者。因此，辽朝建立以后，大都效仿中原政权体制管理各项事务。音乐、舞蹈更不例外，即便在战乱年代也不放弃充实歌舞阵容。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攻进开封时，不惜将后晋的宫女、方伎和各种乐谱大量运回本地，借以丰富自身的歌舞艺术。
辽朝宫廷也大兴歌舞之风。广为人知的萧太后，就是一位能诗、能画、能琴、能舞，并且善于作词和度曲的才女。由她作词、度曲的很多作品都命技艺较高的伶工演奏，成为一时的佳话。至于宫廷庆典和重大国事、外事活动，则更以歌舞礼仪隆重举行。例如《辽史·乐志》载：其帝王生辰庆典的乐次为“酒一行，篥起、歌；酒二行，歌、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阙)；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巩球；酒七行，歌曲破。”另据《水亭杂识》等文献记载，辽朝历次宴请宋朝使节的盛会，也大体如此热烈。
图1辽天庆六年墓室东壁《散乐图》
图2金承安四年(1199年)河南焦作金墓散乐勇像石
关于辽朝的乐种，也大体类似中原。据《辽史·乐志》载：“辽有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铙歌、鼓吹乐。”乐器有笛、笙、箫、琴、瑟、竽、琵琶、箜篌、五弦、大鼓、杖鼓、腰鼓、钟、磬等近20种(图1)。如此众多的乐器，足以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渲染各种场面气氛，表达各种思想情感。
关于辽朝的歌舞种类，同样显得丰富多彩。大类别主要分为宫廷乐舞、祭祀歌舞和民俗歌舞三种。
宫廷乐舞，主要有源于唐朝和后晋时期的《景云乐舞》、《庆善乐舞》、《承天乐舞》和《破阵乐舞》等。
图4《金院本》演员、乐队
图5 金《散乐》河南佳作金墓散乐画像石
祭祀歌舞，主要有祭祀天地神灵的《祭山仪》；祭祀祖先和图腾崇拜的《瑟瑟仪》、《拜日仪》、《柴册仪》、《节仪》、《岁除仪》等。
民俗歌舞，主要是群众自娱歌舞和艺术表演歌舞，习称《契丹舞》。群众自娱歌舞，以《仪仗百戏》为常见，其中包含武术、杂技、踩高跷、耍龙灯等。艺术表演歌舞，以《臻蓬蓬》和《银貂舞》最为著名。
《臻蓬蓬》，亦称《蓬蓬歌》、《蓬蓬花》或《臻蓬蓬扣鼓歌》。即舞者一手持鼓，一手执鞭击鼓，载歌载舞，以其通俗性、灵活性和时代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宋·《宣政杂录》称其表演为“每扣鼓和臻蓬之音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同时还载其下列一段歌词：
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
这段歌词通俗、幽默，思想深刻。它以含蓄的语言反映出北宋末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现实。意思是眼下的宋朝政权已经成为“外头花花里头空”的腐朽躯体，很快便有新的政权前来取代，到了那个时候，满城再也看不见原来的统治者了。可见，歌词本身等于民谣，因其贴紧时代、符合民愿，所以才在广大群众中间得到普遍流传。
《银貂舞》，纯属声情并茂的欣赏性舞蹈表演。其动作语汇充分展示勇往直前的奋发意志，体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因其舞姿刚健、气势雄浑、技艺精湛而成为契丹歌舞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博得中原观众的赞赏。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以诗词称赞道：“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诗人范成大在其词作《鹧鸪天》中也有类似赞叹的语句，即“休舞银貂小契丹，满座宾客尽关山”。
《臻蓬蓬》和《银貂舞》不仅在辽代风靡一时，而且又在金代继续流行。特别是《臻蓬蓬》一直被后人视为辽、金两代，契丹、女真共有的民族歌舞佳作。
(二)女真族乐舞
女真族，发源于长白山脉以北的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1114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兵抗辽，次年灭辽，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政权。1127年，金灭北宋，在我国历史上一度构成南宋、北金的政治格局。1234年被元朝所灭，政权存在120年。
女真族素有渤海文化传统，建立金朝之后则全方位学习中原文化。音乐、舞蹈尤其如此。《金史·乐志》载：金代“有渤海乐，宫县乐工。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兼习以备用”。从中可见，金代政权一方面坚持传授渤海乐舞，一方面重视汉族的音乐与舞蹈；不但拥有类似中原的宫县乐工，而且分别存在不同民族的歌舞教坊。那么，在这种多民族的艺术教育和创作实践中，也就必然推动同一时期各族歌舞的相互借鉴和发展。
金朝在南进中原的战乱年代，也和辽朝一样借机掠取汉族歌舞艺人。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述：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今河南开封)时，一次就掠回“杂剧、说话、弄影戏、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内含“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舞旋弟子五十人……”这一批批掠回的大量艺人，壮大着金朝的艺术阵容，使之乐种、舞种及其应用的乐目、舞目都在保持女真族歌舞本色的前提下，参照唐宋雅乐、散乐(图2)、大曲、俗曲等艺术体制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其音乐，大体拥有典礼乐、祭祀乐、军用乐和民俗乐等。各类乐种都有常用的乐目或乐章。
典礼乐和祭祀乐都以雅乐、散曲为主体，仿效唐宋大曲的结构，度自名目繁多的乐曲。诸如：常用于宫廷之中各种朝仪或庆典活动的《殿庭乐歌》、《泰宁之曲》、《和宁之曲》、《嘉禾之曲》、《王道昌明之曲》、《万寿无疆之曲》等；常用于各种祭祀活动的《郊祀乐歌》、《方丘乐歌》和《宗庙乐歌》等。演奏这类乐曲均有既定的程序，旨在体现其礼乐制度和治乐思想。金朝10位帝王中，最具有音乐才能并关注本族音乐文化的当属世宗完颜雍。此外，世宗太子允恭(胡土瓦)及嫡孙完颜(麻达葛)也很重视礼乐的发展，世宗本人即擅长作曲。章宗完颜
曾于明昌五年(1194年)降诏，明令效仿唐朝、宋朝的治乐方法设置专门机构，经常讨论研究有关礼乐建设事宜，致使以后的乐队建制和乐器编制，以及演奏规模与技巧等各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充实、完善和提高。军用乐和民俗乐主要有鼓吹乐、横吹乐、散曲、俗调等。常用乐器是：箫、管、笛、笳、钲、铙、鼓、琵琶以及钟、磬等(图4)。军用乐演奏分前、后两部，各有相应的乐器配置和结构形式，强调和谐与雄壮。民俗乐的演奏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主要表现人们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民族特色显得更浓。其中，著名的作品除继续流行的《臻蓬蓬》之外，还有《鹧鸪天》等。《鹧鸪天》，亦称《鹧鸪》，它是产生于松辽地区的典型女真族民间歌曲。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其乐则唯鼓笛，其歌则鹧鸪之曲，但高下长短，鹧鸪二曲而已”。此歌“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其旋律起伏有致，曲调婉转动听，悦耳动人，令人难忘。该作品以动听的音色、婉转的旋律体现鹧鸪鸟的各种情感的鸣叫而闻名，乃至数百年间久传不衰。后来，《鹧鸪》在元杂剧的唱词中多次出现，在元代已成为女真族音乐的代用词。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焦作金墓发现承安四年(1199年)散乐画像石(图5)。
金代音乐常与舞蹈连在一起。无论典礼乐、祭祀乐还是军用乐和民俗乐，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相应的舞蹈表演。例如典礼乐的雅乐和大乐，明确规定要有歌者2人，舞者20人伴陪演奏载歌载舞；祭祀乐的《丰宁之曲》、《大安之曲》、《大惠之曲》和《大均之曲》等，各自含有与之相应的颂歌、祭歌和舞蹈。舞蹈又分“文舞”和“武舞”。据《金史·乐志上》载：“皇统年间，定文舞名《仁丰道洽之舞》，武舞名《成功治定之舞》。”具体表演时，又明确规定何时出现文武，何时出现武舞，以及二者如何进、退交替等严格的程式。军用乐一般为伴舞，旨在烘托场面气氛。民俗乐多是载歌载舞。如前所述的《鹧鸪天》，既是歌曲又是舞蹈，也称作《鹧鸪舞》。大体是表演者边唱边舞，舞蹈语汇主要是模仿鹧鸪鸟凌空奋飞的健美情态，是一种仿生舞蹈。此外，尚有影响很广的《连厢词》。清·毛奇龄在《西河词话》中，称之为“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所谓《连厢词》者，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筝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而复以男名‘未泥’，女名‘旦儿’者，随唱词作举止……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又曰‘连厢搬演’。大抵四厢舞人而舞其曲，故云然。”这种《连厢舞》是“司舞者不唱，司唱者不舞也”。其实，《连厢词》在松辽地区一向称为《打连厢》，不仅流行范围广，而且流传的时间也相当长，直到今天仍在东北三省拥有盎然生机，演变成为秧歌舞种的《打花棍》或叫《霸王鞭》。
综观辽、金两代的契丹、女真歌舞，二者在内容、形式和民族性、地方性等各方面具有诸多相似特点，所以常被人们统称作辽金歌舞。单就二者的音乐而论，又被泛指为“北曲”。明·徐渭在《南词叙录》中称道：“今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乖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自用。”同时又赞叹道：“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态……”这就是说，契丹、女真两个民族由松辽地区相继带到中原各地的音乐艺术，以其开朗、豪放和刚健的风格特色荣获黄河流域广大群众的共识。它是契丹、女真两个民族共同耕耘的丰硕成果，也是松辽文化、中原文化互相交流的艺术结晶，并为我国北方杂剧的声腔形成提供了有口皆碑的丰富营养。
网页编辑：邵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