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工艺，是松辽地区最早问世的美术品种，包括各族人民日常应用的饰物、器具呈现出来的审美形象。
(一)原始人类的求美意识和饰品
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的原始人类就在征服自然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了求美意识。这种意识首先体现于利用骨角饰物美化人体。
辽宁省海城仙人洞遗址曾出土一批距今2万至4万年的人体佩戴饰物，即兽牙、蚌壳制成的钻孔饰品。其中一枚直径25毫米的扁圆形蚌壳，于凸面的边缘布满放射状密纹，纹内和钻孔处残存着红色染料。据有关学者分析，这种染料可能出自当地的赤铁矿粉。黑龙江省哈尔滨顾乡屯也发掘出同时期的牙骨器，其刻制的沟纹同样残留着赤褐色的染料印迹。从中可见，当时的人们不仅懂得利用精巧饰物美化自己，而且还对线条、形状和颜色有着整合的审美追求。尽管这还都是处于原始状态，然而它们的出现则可视为松辽地区美术画卷的历史开端。
图1
红山文化玉器玉雕龙(辽西地区出土)
图2 渤海金钏(和龙河南屯出土
(二)各类装饰花纹
进入新石器时代，除了佩饰物件逐渐增加之外，人们还在各种应用器具的制作方面尽其所能予以美化。主要标志是各类陶器、玉器用品大都在形状、饰纹和色彩的搭配上，体现出匀称与和谐(图1)。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有夹砂红陶直腹罐，距今约有5至7千年。其美术造诣在于罐面上压印着引人赏析的装饰花纹。例如条形纹、窝形纹、网状纹和“之”字纹等，具体说明当时的人民已经拥有敏锐的韵律感。至于新石器时期遍布各地的多样性陶器制品，其形状和纹饰已经达到丰富多彩的程度，即三角形、半圆形、菱形、弯月形和蝌蚪形等精心设计的花色图案应有尽有。而玉器配物和器具的产生，又使当地的工艺美术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仅就形状而言，就有棒形、鱼形、鸟形和龟形等多种。其制作之精细，形态之生动，无不显示5千多年以前，松辽地区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才华。
图3 金代盘花金带
(阿城市半拉城子出土)
(三)装饰工艺的进步
此后，由青铜器时代至先秦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当地装饰工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质料、样式、图案和色彩方面都较以前具有长足发展。从遍布松辽各地的骨器、陶器、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银器、金器等用具和首饰辨析(图2)，都在工艺方面体现出与中原同步进展的轨迹(图3)。诚然，这里含有明显的中原传入品或效法中原的仿制品，但也可见当地的自制品。从中说明松辽地区的文化建设自古以来便有开放性的吸收精神。关于各类饰物和器具的状貌，本卷文物篇章已有翔实记载，这里无需重复。
(四)陶瓷工艺的卓有成就者
不无遗憾的是，上述所有作品由于历史条件和传统习惯的关系，大都不载作者的名字，只能以“无名氏”工匠群体一言以蔽之。不过，到了清代，经查阅《清史稿》等有关文献，尚可发现陶瓷制作方面松辽籍的卓有成就者。这便是曾在清朝担任过督窑官员的郎廷极、年希尧、唐英和继昌。
郎廷极，广宁(今辽宁省北宁)人，曾任江西巡抚兼督陶务，在瓷器烧制上以颜色釉的艳红色发明而著称，并在仿古瓷器的烧制方面足以达到乱真的境界。
年希尧，广宁人，雍正年间曾任内务府总管，兼管景德镇窑务、对瓷器的单色釉方面，特别是青釉瓷的烧制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并在青彩、描银、暗花等制作技艺无一不精，时有“年窑”之赞誉。
唐英，沈阳人，雍正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并协理景德镇厂务。《清史稿》称其“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并在烧制中“躬身指挥”，著有《陶成纪事碑》，其中“胪到诸色瓷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另著有《陶冶图说》，详尽论述制陶工艺及其流程。
继昌，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年间官至浙江布政使，在陶瓷制作上造诣颇深。其作品“式雅画精”，时人称“清瓷至此已达极峰”。[1]
这四位松辽籍的官员既是陶瓷制作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又是陶瓷业卓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家。他们各在祖国陶瓷工艺的发展史上占有闪光的一页。
注文：
[1] 见《东北文化丛书·东北艺术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网页编辑：邵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