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统治者十分重视修史工作，官修史书和私人修史都蓬蓬勃勃地展开，培养了一大批满洲族和其他民族的史学家，史者辈出，出现了史学繁荣的景象。现存清代史籍，无论是就数量，还是所包括的内容，都远胜于以前各朝。不但《实录》和《国史馆传表》都完整无缺，就连撰修《实录》等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也大多保存了下来。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有大批清代内阁、军机处，以及中央各部院署等衙门的档案。至于各省府县以及少数私家档案，散存在各处的也很多。此外，像方志的重修、谱牒的流行(已如前述)，以及私家文集、笔记的风靡，也都大大超过前代。在清代的史籍中，除了大量汉文资料外，还有很多满、蒙、藏文以及维吾尔文等书写的史籍档案。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史籍档册，有的可以补充汉文记载的不足，有的则是汉文资料中所不见。
(一)清朝康熙乾隆帝对史学的倡导
清代满洲族史学的发展相当可观，这是与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的倡导分不开的。
玄烨，姓爱新觉罗氏，清顺治帝福临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代皇帝，8岁登基，在位61年期间，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留意典籍，编定群书。在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重视史德，主张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他明确指示臣下在撰修明史时，一定要“直书实事”，反对“
空言文饰”。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谬执私见，为一偏之论”。[1]
他的这种修史态度，不仅对满洲族，也对全国的修史树立了良好的史德史风起了良好的影响。
弘历，姓爱新觉罗氏，清世宗雍正胤祯第4子，初封和硕宝亲王，是清朝第一个由先立为太子而后做皇帝的满洲族人，在位61年(1735-1795年)，年号乾隆。在位期间下令敕修史书极多，诸如《满洲源流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五体清文鉴》及我国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等。他本人著有《乐善堂全集》和《高宗御制文》等。他对历史也有不少独到之见，他明确提出“彰善瘅恶”[2]
的历史标准，即著述史书要有鲜明的态度：表彰忠节，贬斥背叛。他除了大力表彰满洲族开创时期忠勇之士外，更将因抗清而死难的明朝志士赐谥立传，赞扬其“各为其主，始终不屈”的凛然正气。而对那些叛明降清，替清朝打天下，效尽犬马之劳的人物则列入《二臣传》或《逆臣传》，突出其“顾名节，身世两朝”的“丑秽之行”，以警世化俗。当然，这里宣扬的是封建纲常名教思想。在史书中开列“二臣传”、“逆臣传”的名目，便是乾隆弘历的发明。不过也应指出，乾隆让臣下在整理图书典籍时，也曾犯有删削和纂改之过。
(二)清代满洲族著名史家和史著
清代的史学家，既有一些满洲族史学家，也有一些汉族史学家。满洲族史学家主要有阿桂、鄂尔泰、弘昼、常安、昭
、震钧、福格等。汉族史学家主要有万斯同、蒋良骐、王先谦、贺长龄、王庆云、王士祯、赵翼等。他们中虽然有的人并不是东北人，但是他们对满洲族和清朝的历史却很有建树，故也可列入松辽史学范畴之中。
阿桂与《满洲源流考》。阿桂，字广廷，一字云岩，姓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时举人，乾隆二十年(1755年)，授参赞大臣，历任伊犁将军、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满洲族史学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与大学士于敏中等人奉诏，将“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成一书，垂示天下万世”，开始修撰《钦定满洲源流考》二十卷，分为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个门类。分别记载了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来龙去脉。“部族”上溯到肃慎以及挹娄、勿吉、女真完颜诸部和相邻近的索伦、费雅喀等部的兴衰；“疆域”始自肃慎，迄至元代，凡史册所载诸城镇村寨，按其方位，证以当时地理形势，分条辨释；“山川”于名山胜地，据地志所载古今互证，析异定伪其不可考者存疑；“国俗”，对满洲及其先民的习俗，如骑射、冠服、政教、祭祀、祭天、祀神、杂礼、物产等分条胪列。此书全面系统地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全书从80余种图书文献中摘引1
450余条资料，并加上编纂者按语和注解1
800余条，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诸方面反映了清代满洲族的社会状况。是研究松辽历史文化和满洲族历史的重要史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阿桂等还奉敕修撰《清开国方略》(原称《皇清开国方略》)共三十二卷，该书主要叙述了努尔哈赤先世发祥兴起的历史；努尔哈赤征尼堪外兰等事迹；皇太极朝史事等。其内容相当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鄂尔泰等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兰旗人，举人出身，满洲族史学家，曾任云贵总督、军机大臣等职。雍正十三年(1735年)与弘昼等人奉敕修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1744年)书成。此书对满洲族各氏族的源流世系，初居地及归附年月，均作了详细的记载。满洲族姓氏以姓别分类，同姓者以本居地分类，各详其受氏之源及始居之地；同姓异居者以其地识之；赐姓者详其受赐之由。又有蒙古、高丽、尼堪(汉人)、台尼堪(充当台丁的汉人)、抚顺尼堪等人员，从前入满洲内年代久远者，均注明情由，附于满洲姓氏之后。每姓取勋劳卓著者冠冕于首，各系小传，其子孙官爵以次附后，本书分满、汉文两种文本，是研究满洲族家族、宗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弘昼等与《八旗通志》初集与续集。弘昼，姓爱新觉罗氏，清世宗雍正第5子，封和恭亲王。乾隆即位后参与朝政，为人骄纵不法、喜言丧礼。雍正五年(1727年)奉敕与大学士马齐等人修撰八旗志书，至乾隆四年(1739年)《八旗通志》初集修成，共二百五十三卷。此书以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断限。全书分八志：旗分、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表：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部院大臣、直隶大臣、选举；列传：宗室王公、名臣勋臣、忠烈、循吏、儒林、孝义、列女。本书对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各朝的增添和更改，以及人物生平事迹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该书的第二次修撰是在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帝命大学士福康安等续修，成《八旗通志》二集，即续集，通常称《钦定八旗通志》，共三百五十六卷，增辑了乾隆年间史事，以补初集之不足。《八旗通志》是研究满洲族史，尤其是研究八旗制度必不可少的文献。常安与《二十二史文钞》等。常安，字履坦，叶赫纳兰氏，满洲镶红旗人，举人出身，累官至盛京兵部侍郎、漕运总督、浙江巡抚，后因事死于狱中。此公工诗文，多才多艺，著有《受宜堂集》。其史学著作主要有《二十二史文钞》、《明史评》，以及散见文集中的史评史论，多有灼识卓见。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成为著名君主，关键在于他能明察用人与不二过，这是很有史识的。
昭
与《啸亭杂录》。昭
，自号吸修、檀樽主人，清太祖努尔哈赤二子代善之后，嘉庆十年(1805年)袭封礼亲王，道光二年(1822年)赏候补主事，清代满洲族文史学家。《啸亭杂录》十三卷，是其代表性史著。本书保存了大量有关道光初年以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文武官员遗闻轶事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评曰：“闻《啸亭杂录》，所载国朝掌故极详”。“考国故者，莫于是书”。昭
所撰典章制度条，不仅述其沿革，而且记其实际作用及利弊得失，所记生动可靠，可为考史之证。诸如“五大臣”、“十王亭”、“军机御史”、“不用内监”等等。
震钧与《天咫偶闻》等。震钧，字在廷(亭)，姓瓜尔佳氏，汉名唐晏，自号涉江道人。清代晚期满洲族史学家，其史学著述甚多，有《庚子西行纪事》、《渤海国志》、《八旗诗媛小传》、《八旗人著述存目》、《国朝书人辑略》等，其代表作是《天咫偶闻》十卷，作者遍搜遗迹，条记见录，以叙京城旧貌故事。该书记北京古迹、典章、制度及满洲族人物故事、风俗习惯，如“皇城”中记述了有清一代骑射废退之情状等，是研究满洲族历史有价值的参考书。
福格与《听雨丛谈》。福格，汉军内务府镶黄旗人，著名史学家，其代表作《听雨丛谈》十二卷，一百九十七篇。内容以清代朝章官制、科举名目、礼仪风俗为多，所述八旗风俗制度及清廷用人对满蒙汉亲疏迥别之制，均有比较具体的记载，诸如“满蒙汉旗分”、“满汉互用”、“满洲翰林不必科目”、“八旗科目”、“黄马褂”、“满洲祭祀割牲”、“裹足”、“哈哈珠子”等，对满洲族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汉族著名史家与史著
万斯同与《明史》的修撰。万斯同，字季野，人称石园先生，清代汉族著名史学家，著名学者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十七年(1678年)被荐博学鸿儒，力辞不就。翌年到京，参与修撰《明史》，不署衔，不受俸，前后长达19年。他熟悉汉代以来制度沿革与明代史事。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在有生之年撰成《横云山人明史稿》，简称《明史稿》。《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的一部，也是官修正史中体例、内容较好，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这部书出力最大的首推万斯同，虽无总裁之名，实操总裁之实权，手定史稿总共不下五百卷之多。他编写得法，排比得当。在材料取舍上，一般也比较审慎。凡不可信者，皆弃而不取；对岐说难定是非者，则采取存疑互见的方法，列出各种不同的记载，以待后人自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致仕的王鸿绪就在此基础上稍加改动后进呈，即世传的《横云山人明史稿》。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续修《明史》，总裁张廷玉、朱轼等，即以“王稿”为蓝本，增删修改，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全书正式告成，乾隆即位，命付武英殿刊版，至乾隆四年七月刊印完毕进呈，即今日通行的《明史》，全书三百三十六卷。
蒋良骐与《东华录》。蒋良骐，字千之、赢川，
乡石岗人，乾隆进士，乾隆三十年(1765年)供职国史馆时修撰《东华录》凡三十二卷，记清前五帝六朝(太宗为天聪、崇德两朝)史事。叙事时间从清开国前的天女传说起，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止。编纂这部书主要是根据他任国史馆纂修官时辑录的资料。该书的资料，除以《实录》为主外，还注意吸收红本(即题本)和其他各种史籍，有的为《实录》所不载，如史可法《答摄政王多尔衮》。此外，作者在资料考订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王先谦与《十一朝东华录》。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国，湖南长沙人，同治间进士。《十一朝东华录》成书于光绪初年，在时间上要比蒋录晚好多年。他编辑成书，除续撰乾隆以后至同治各朝事迹外，因“病蒋氏简略”，还加详了自天命迄雍正的事迹。[3]
从整体内容来说，王氏《东华录》远不及《实录》丰富，不过其中确实编进了一些《实录》所缺载的资料。
以王录与蒋录相比较，除了续补乾隆以后的事迹外，最大长处是叙事详尽。不过，蒋录也有其长处。孟森先生曾以事实作过客观评论：“岂知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且为世人所必欲知之事实。如顺治间言官因论圈地、逃人等弊政而获谴者，蒋有而王天。”[4]
这些正是我们今天看重蒋氏《东华录》的原因。两种《东华录》都有刊刻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的蒋氏《东华录》。
贺长龄与《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字耦庚，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进士，历任江苏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委幕友魏源选辑清代官方文书、论著、奏议、书信、笔记等辑成是编，全书共一百二十卷，道光六年(1826年)成书，次年刊行。该书按事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65目。收录700余家著述，2
230余篇，正文前还编有生存的作者姓名，姓名总目专集、别见三篇，简介入编各家简历及其著作，可谓集清入关至道光初年名人、学者经世论文之大成，分门别类，便于查阅。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此书以光绪十二年(1886年)思补楼重校本为佳。此后，又有盛康、葛士
各自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饶新泉编成《经世文续集》若干卷；陈忠倚编成《皇朝经世文三编》八十卷，增加了“洋务”等篇目。
王庆云与《石渠余记》。王庆云，字雁汀，闽县(今福州)人，道光进士，咸丰初年曾任户部侍郎，官至工部尚书。他通晓时事，留心财政。有感于时政弊端而作《石渠余记》六卷。初名《熙朝纪政》。定稿时不限于康熙一朝，因而改今名。该书选辑清初至道光间典章制度沿革，总共87篇目。多据《清实录》、《清会典》、《清文献通考》、《中枢政考》、《赋役全书》、《国史列传》以及邸报等官方资料，间采私家文集。于诸项制度，多能溯其原始，稽其沿革，并参以按语，间附图表，订正错误颇多。所述清代经济财政情况极为详赡，颇有参考价值。惟于清之秕政仍有所避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书局本流传较广。
王士祯与《池北偶记》。王士祯，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他25岁中进士，后官至刑部尚书等职，是清代著名文史学家。平生著作甚丰，计有36种270卷，合刊为《渔洋三十六种》。其名著《池北偶记》二十六卷。书成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全书分谈政、谈献、谈艺、谈异四部分，所记清巡按任命、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八旗殉葬等典实和史可法、傅山父子、崇祯五十相诸事，多可参证考史，对研究清初的典章制度和满洲族的风俗，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198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佳。
赵翼与《廿二史
》。赵翼，字云崧，号瓯北，常州府阳湖县(今江苏武进)人。出身寒微，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举人，官广州知府等职。后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曾先后四次扈从乾隆皇帝至木兰围场秋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平生史学著述颇多，以《廿二史
记》为其代表。该书共三十六卷，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考实系二十四史，因《旧唐书》、《旧五代史》未计入数内，故称二十二史。作者意在总贯群史，故对每史，先叙著作沿革，评介得失，然后提出若干问题，从原书排比史事，考核比较，提出己见。全书分卷编次，每卷以类相从，各立标题，总计606条，多据正史纪传表志，相互参校，对编纂体例、内容、史料来源、价值、方法等详加考订评论，并排比历史大事，详近略远，形成史论，颇有见地，为清代史学之名著。以中华书局1984年校证本为佳。赵翼的另一部史著为《
曝杂记》，共七卷，是他一生零散笔记的汇辑。该书卷十二是作者在京经历的记录，其中军机处和木兰围场的记述，令人瞩目，而“廷寄”、“军机大臣同进见”等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注文：
[1]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卷一百五十四。
[2]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四十四。
[3] 王先谦：《东华录序》，《受虚堂文集》卷二。
[4]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读清实录商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0页。
网页编辑：邵宝华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