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见，松辽各族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并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诸如：松辽各族政权史学发展的不平衡性；重“德运”、“正统”之争；以史为鉴的修史宗旨；秉笔“直书”的史德；“彰善瘅恶”的修史准则等，[1]
有些已在前面有所论略，此不赘叙，这里着重谈前两个特点。
(一)松辽
各族史学发展的不平衡性
主要表现为有些民族政权有修史机构，涌现许多著名史家和史著，而有些民族政权则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成就。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原因当与某一民族整体文化的发展状况有关。即这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愈是发达和健全，其史学也会随之很快发展起来；相反，如果这个民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那么其民族史学也就不容易产生和发展。综观松辽各族的整体文化，其发展状态大体是：越是热衷于学习、吸收和引进中原汉族文化的民族，其民族整体文化便相应地发展越迅速。这是因为，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水平相对地要高于与之相邻的北方少数民族，而恰恰是史学较发达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族，都是与汉民族接触最多、交往最广，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最典型的民族。还要看到建立民族政权的民族，其文化的发展均较没建立民族政权(或政权机构不健全)的民族为快。当然也是与吸收、融汇汉民族文化的程度有关。因为建立民族政权本身，就是仿效中原汉族政权体制、学习汉族政权统治方法的具体体现。有些民族政权体制本身就是两个民族文化交融、整合的产物，如契丹辽、女真金政权便是。此外，建立民族政权时间较长的民族，在和平的岁月里，其统治者一般都比较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尤其对于“史学”更为重视。因为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的借鉴作用，对于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特别重视。这也正是某些松辽民族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重“德运”、“正统”之争的修史观念
所谓“德运”，乃源于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以“五行相胜”的观点来阐释朝代的兴亡，即所谓“五德运行为帝王受命之符”的封建继统理论，这是两汉以来统治者所一再标榜和提倡的。“正统”则与“德运”紧密相连。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修史过程中，重“德运”，争“正统”已形成民族统治者的一种观念意识。受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中原地区汉族政权统治者及汉族史家，大多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为非正统，称之为“夷”、“狄”、“蛮”、“虏”等等。故建立起统治地方或全国政权的松辽民族统治者惟恐别人说其“僭伪”或“非正统”，便想方设法在修撰国史时，“追根溯源”，寻觅其承继“德运”之宗主，为宣扬“正统”而寻找凭据。
契丹统治者和辽朝的史家们，为了说明其政权的“正统”地位，不自外于中华，便自称是炎黄的子孙，耶律俨称辽(契丹)为轩辕(黄帝)后。目的便是争得“正统”地位。契丹辽与北宋北南对峙时期，宋即称契丹为“大辽”或“北朝”，而契丹则称宋为“南朝”，彼此间视为兄弟之邦，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过，当时也有些宋人，像欧阳修等人，在传统的正统思想支配下，他在修撰《新五代史》时，便将契丹辽朝列入“四夷附录”中，这便在契丹辽朝君臣之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寿昌二年(1096年)，辽朝的史学家刘辉向辽道宗耶律洪基奏请附赵氏(北宋统治者)于国史书中时便指出：“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朝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辽史·刘辉传》)。果然，这种以赵氏“详附国史”的建议得到了道宗的赞许。可见，为了争得“正统”，契丹辽朝的史学家只好针锋相对，反对“四夷”说，代之以《部族志》。
到了金代，女真贵族统治者更加重视“德运”与“正统”之争，尤其在修史中表现得更为强烈。早在金初，女真统治者即“重于吊伐之义”、“今欲中外一统”(《金史·太祖纪》)自任。太宗吴乞买也把对宋战争视为“吊民伐罪”、“正统天下”。[2]
海陵王完颜亮更主张：“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金史·李通传》)。显然是说各民族统一在一个大家庭中，都有为“正统”的资格。世宗完颜雍更理直气壮的对宰臣们说：“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金史·礼志》)。到了章宗完颜时，为了使女真金朝的“正统”地位有“凭据”，便先后于明昌四年(1193年)十二月、承安四年(1199年)十二月、承安五年(1200年)二月和泰和元年(1201年)四次召开御前大臣会议，讨论女真金国的“德运”承继问题。这是金朝轰动一时的大事件。金代著名文史学家赵秉文著《蜀汉正名论》，发挥了司马光的“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3]
的正统思想，提出“夷人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承认女真贵族为中原之主的历史地位。他还在《上尊号表》中赞扬金章宗“复士德以大中原之境”，也即承认以金(女真)继宋，可为中国正统。由此看来，女真统治者的“正统”意识，对女真史学曾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当时史家修史的指导思想。
自契丹辽朝始，历金、元两代，松辽民族史学界所展开的“德运”、“正统”之争一直未断，这几乎成为此期史学带有时代性的特点。直到元末修撰辽、宋、金三史之前，杨维祯还在进《正统辨》，提出“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主张蒙元应继宋为正统。实际上辽、金、元同是以北方少数民族兴起于中国北方，兴衰递嬗，如果否认契丹辽、女真金的“正统”地位，也就等于否定了蒙古元朝的自身。故元顺帝在敕修辽、宋、金三史时，决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分别撰修，独立成书。杨维祯其言“终不见用”。
满洲族贵族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顺治帝入主中原后建立大一统的全国性政权，君临天下。清统治者毕竟也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出身，因而仍忌讳汉族人士说其为“夷”，为“非正统”，故在修纂史书过程中，清朝皇帝也曾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大肆宣讲或演绎历史上的所谓“正统”问题，以便为自己的“正统”地位服务。本来，元末修辽、宋、金三史时，蒙元统治者即已根据自己的实际政治需要，将契丹辽、女真金都列入“正统”行列，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但是，由于满洲族贵族建立的清朝是“承汉族之大明‘德运’而建立起来的，故清统治者便一反元代蒙古贵族的提法，主张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正如乾隆皇帝弘历于1781年曾谕示馆臣，保存杨维祯的《正统辨》并说：“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实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路，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之删杨维祯之《正统辨》者，期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起自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4]
不论乾隆皇帝怎样解释，其目的只有一个，大清是理所当然的“正统”王朝，绝不是“夷狄伪”，也即是说，只要确立了清朝的正统地位，也就肯定了清朝满洲族皇帝与全国各族臣民的君臣名分，就不能因为他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而加以非议了。
总之，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族的统治者们，在争得“正统”的同时，也寓含了“民族统一”的史观。他们接受了中原汉族帝王的“正统”、“天命”、“仁政”等观点，将自己纳进中原帝王“正统”的统系之中，在各族关系上则反映出“各族一家”的中华观，这乃是一种进步的民族思想，也是辽、金以后史学观点上的新变化，是对以往狭隘的汉族“正统”观念的突破。松辽民族史学确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其史学成就与特点已融入中华史学之中，成为中华史学的优秀传统的基本内容，并进而更丰富了中华史学的传统。[5]
注文：
[1] 详见张国庆：《北方民族史学》，《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第九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 《大金吊伐录》卷一。
[3]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4]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二。
[5] 张国庆：《北方民族史学》，《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00～1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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