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别号葛庄，辽阳人，隶汉军镶红旗，国子监的荫生，曾出任台州府通判、处州府知府、江西按察使等地方官，他是一位诗人，著有《葛庄诗钞》，又有《在园杂志》四卷，其中卷二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小说理论观点。他认为，小说的源头虽然与“六经史函”一样久远，但今之小说与过去的小说是相差甚远的
。他关于小说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笔记”在内，他认为过去的小说是“佐正史之未的”，因而有“索幽隐、考正误”之作用。可见，他所说的汉魏以来到元明的小说的作用，多是指“笔记”的作用。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记也可视为小说，不过它又是不同于后来明确意义上的小说。而他在《在园杂志》中谈到的四大奇书，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这四大奇书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刘廷玑充分肯定了施耐庵、罗贯中的《水浒传》在刻画人物和结构情节上取得的成就。从塑造人物方面来看，“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他还认为，“天下最难写者”是“英雄”，而《水浒传》则做到了“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从情节结构上说，《水浒传》和其他三种奇书一样，“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串（穿）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刘氏从艺术上充分肯定了《水浒传》，但从思想内容上却贬低了《水浒传》。他说：“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盗贼’，未免与（司马）迁游侠列传之意相同”。这反映了刘氏的统治阶级立场和某些偏见，将梁山英雄视为“草寇”了。
刘廷玑对《三国演义》评价，充分肯定其真实性，并肯定了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他认为“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刘氏所说正史小说当不乖正史，当“非无中生有”，这个要求是正确的。这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合理要求。不过，他认为《三国演义》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陈寿的《三国志》则是有偏私之见的，这话倒有点儿说颠倒了。应该说《三国志》是更近于历史真实的，恰恰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出于正统观念才是有所偏私的，这是当今文史学界诸人们的共识。
刘廷玑对《西游记》和《金瓶梅》的评价也很中肯，认为《西游记》是“证道之书”。并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小说的成就，说它是“真诚奇书”。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做细述。总之，刘廷玑的小说理论，是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理论，可谓中国小说理论中比较早而较完备的理论。刘廷玑的小说理论产生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名小说问世之后，自然是比较系统的了。当他写作《在园杂志》时，显然已经看到了明代人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和金人瑞（圣叹）所评的《水浒》，因而论述十分深刻。但在当时来说，除了蒋氏、金氏的评论，恐怕要数刘氏的小说论了。[1]
注文：
[1] 参见马清福：《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５月版，第５０８～５１２页。
网页编辑：邵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