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时期，松辽地区由于受到中原教育文化的广泛影响，使其原始的教育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产生了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教育态势。
中原地区传说在三皇五帝时期即已出现了学校。《三礼仪宗》记载：“有虞氏之学名庠。”所谓“庠”，即“养”也，把老年人“养”在那里，同时让
他们从事儿童教育。此虽为传说，但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中原地区已有作为教育重要标志之一的学校之萌芽出现。据古文献记载，到了夏朝，我国已有了固定形式的学校，或称“庠”或“序”，亦称“校”，初步形成了启蒙、军事、知识、道德教育的体制。到了商代，除“庠”、“序”之外，又增设了“学”、“瞽宗”及“小学”、“大学”等教育场所，并开始实行两级施教模式，学制雏形已初具备。西周时期，我国奴隶制教育已达到了奴隶社会教育发展的巅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比如，它的学校系统，即包括了国学和乡学两大类，国学是周天子和诸侯在其都城专为奴隶主子弟设立的学校；乡学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规模比较简单，只有小学一级，为一般奴隶主子弟和国人(自由民)子弟而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项。特征是“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政教合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衰退、崩溃，封建制的萌芽、壮大，土地私有制大量出现，于是，在教育上便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私学应运而生，教育变成了“百家之学”。诸子百家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产生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对当时、对后世的中华教育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松辽地区教育的发展。
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教育，随着诸朝政府对松辽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尤其是随着经济、文化在松辽大地的交流推广，教育文化也在白山黑水间传播开来。从夏代开始，松辽地区的一些民族先后臣附于中原王朝，松辽地区已纳入中国的版图。“肃慎、燕、亳，吾北土也。”[1]
肃慎曾多次向周王朝贡“矢石”。夏少康时，松辽地区的九夷(东夷)向中原王朝献其乐舞。周王朝设置了专掌东夷之乐的“昧师”。春秋时鲁国在太庙演奏夷蛮之乐。[2]
由此可见，中原王朝与松辽各族人民早有经济、文化交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商末年，箕子率殷商遗民来到松辽地区，将先进的奴隶制文化带到了这里，这其中也必然包含有中原的教育文化。箕子是商王朝的贵族，因劝谏纣王而遭监禁迫害。周武王灭商，箕子东走。箕子初居辽东，后迁居朝鲜半岛。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箕子东走所率殷商遗民约5
000人，“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他们对松辽土著居民开展教育，“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3]
《三国志·东夷传》亦载：箕子同时还“作八条之教以教之”，致使当地出现“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的良好社会风尚，这不能不归功于比较先进的奴隶制文化教育在松辽地区传播影响的结果。
西周以后，中原地区教育文化主要是通过西周王朝在北方分封的诸侯国——燕国这一途径在松辽地区进行传播的。燕是西周初封在北方的一个侯国，受周天子委托兼管着松辽地区的夷、戎诸族。前7世纪，山戎伐燕，燕求救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云：“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取得山戎的部分地区，其管辖区域达今河北东北部及松辽南部地区。战国时，燕国占有了今辽西、辽东之地。至前300年，燕“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将松辽地区纳入了行政管辖。随着燕国在松辽地区管辖范围的扩大，文化教育也在这一地区传播开来。尤其是大量汉族官员来到松辽地区行使政令，使当地少数民族受到了汉族文化教育的影响，如《史记·匈奴列传》即载：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击破东胡”。秦开在东胡为质期间，用汉族的礼仪道德教育东胡人，并受到了他们的敬重。此外，随着燕国在松辽地区郡县的设置，燕齐地区的不少方士为访仙求药纷纷活跃在松辽地区，他们在传播方术的同时，也把中原汉族教育文化带到了那里，并迅速传播开来。总而言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原汉族教育文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在松辽地区的传播，使这里的人们逐渐开始接受汉族文化教育，并且从内容到形式改变着各民族原始的教育状态。
注文：
[1] 《左传》昭公九年。
[2] 《礼记》卷三十一《明堂位》。
[3] 《海东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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