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余族的教育
夫余族的教育，主要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向民众进行儒学传授和使用汉字。《晋书》上有“其(夫余)王印文称‘秽王之印’”。这已表明夫余先民接触和使用汉字已有了悠久的历史。随着夫余各方面人士往来汉地之间，在不断学习和输入汉文化的同时，汉字已大量传播到了夫余地区。《三国史记
·高句骊记》中的一段话，即已提供了间接的证明：高句骊琉璃王二十八年“秋八月，扶余王带素使来让王曰：‘我先王与先君东明相好，而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上人成国家。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能以礼顺事我，则无必佑之，国祚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稷难矣。’于是王……乃与群臣谋，报曰：‘寡人僻在两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教，敢不惟命是从。’”由此可见，夫余使臣指斥并敦促高句骊人所用的措词，完全出自中原地区汉族的礼仪之教。此外，《晋书·四夷传》不仅记载夫余人“会同揖让之仪有似中国(中原)”，而且援引晋武帝的诏书称誉“夫余王世守忠孝”。凡此均表明两汉之际的夫余人至少其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中，已有不少人以一定的形式和途径接受了中原汉族人的教育，从而使夫余成为礼仪之邦。但可惜的是，由于史料记载不全，我们还无法知道夫余人接受教育的具体形式和途径，但可以想像，诸如建立公、私学校，以儒家的经史典籍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是非常可能的。
(二)高句骊的教育
高句骊民族教育的兴办，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开始的。据《东国史略》记载，在高句骊小兽林王二年(372年)，“秦王苻坚遣使，送浮屠顺道及佛像、佛经。王遣使谢，以其书教子弟，丽之佛法始此。立太学，教子弟”。在小兽林王之前，高句骊的历代统治者均不重视教育，只注重战争，扩大统治地域，但却滞缓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小兽林王即位之后，看到了这一症结，在崇信佛教的同时，便开始设太学，教子弟，兴办教育。高句骊不仅在王都丸都城建有太学，以教育贵族子弟，而且在各地也建置了不少地方官学。据《三国史记》载：高句骊于372年在王都开设了“扃学”，在地方设置了叫作“扃堂”的大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句骊的“扃堂”教育，据《旧唐书·高丽传》载：高句骊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中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阳秋》、《玉篇》、《字疏》、《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这里的“扃堂”是高句骊私学的一种，是由“衡门厮养之家”集资兴建用来教育子弟的场所，一般建于通衢大街之上，教育对象是未婚青少年，所学习的内容一是读书，二是习射。教材内容有三类：儒家经典、史学和识字课本。此外，高句骊还派遣留学生到中原王朝学习儒家经典。
(三)鲜卑族的教育
松辽地区鲜卑族的教育以建立前燕政权的慕容鲜卑最为突出。慕容鲜卑贵族非常注重人才和教育。如慕容在前燕立国之前，就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十分赞同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犹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使他认识到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在争权割据、巧取豪夺的战乱时代，这种认识颇有远见，因而，他在戎马之余，不忘置学兴教，培育治国人才。
慕容鲜卑学校之设，始于慕容执政时期。“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明……平原刘讃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率国胄束受业焉。”关于东庠设立的具体年代，《晋书》语焉不详。《资治通鉴》记为321年“封辽东公、单于如故，遣谒者即授印绶，听承制置官司守宰，于是置僚属”时设立的。其子慕容称燕王后，东庠进一步发展。他不仅注重招收贵族子弟入学，也开始招收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扩大招生范围，使学生达千人之多。慕容亲自讲课，自编教材，并且严明学校纪律，对违纪者予以除名。《晋书·载记九》载：“慕容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若《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慕容之子慕容俊在其祖父、父亲兴办学校的基础上，又为贵胄子弟建立小学，力图对贵胄子弟从小施以中原进步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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