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松辽的广大地区也很快地被纳入了隋唐中央政府的直接(或羁縻)统治之下。尤其是隋唐初几次出兵辽东征伐高丽，“列辽东地为州县”，更加强化了对松辽地区的军事和行政管辖。隋、唐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空前繁荣和昌盛，封建教育事业也得以蓬勃发
展。如隋文帝杨坚把国子寺(监)变成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中央官学除设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新设了书学、律学、算学，并以分科举人，替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唐代的统治者们也都非常重视教育，视教育为经邦之根本，治国之大计。如唐高祖李渊即言：“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1]唐朝统治者大力兴办学校，振兴教育。据《新唐书·儒学序》载：唐太宗“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易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吐蕃、高丽等群酋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由此可见唐代教育之盛况。
隋唐时期教育发展的标志，一是官学制度进一步完善；二是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隋唐十分重视官学教育，确定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不再隶属太常，而成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唐代官学在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唐代官学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学、历学、畜牧兽医学及教育皇室子孙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和玄学等。除律学、书学和算学之外，隋唐时期各类官学教授的学习内容以儒学经典为主。科举制度的创立，是隋唐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隋文帝开皇二年(583年)正月，“诏举贤良”。《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七年(587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是为科举制度的滥觞。唐朝建立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而且更加完善起来。科举制度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兴衰。科举考试成为封建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而学校则成了输送考生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广大地主阶级子弟通过入学读书和参加科举，进入国家各级政权，这样就使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从隋、唐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兴学办校，使科举对学校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松辽地区在隋、唐之初，由于连年的战乱，民众流散，文化教育出现了一时的衰退。隋、唐政府几次出兵征讨高丽，收复和统一辽东，置州设县，进行统治。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教育，逐渐推广到了松辽地区。如，唐在辽西置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设营州上都督府，下辖5个羁縻都督府，31个羁縻州。唐政府视营州为传播中原文化教育的窗口，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教育制度推向了松辽大地的四面八方。尤其是营州所在地的辽西地区，隋、唐时期的文化教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按唐朝政府“州县学”的规定，营州有府学、医学，置“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营州附郭柳城另有县学，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然而，好景不长，至唐代前中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族于松辽地区西部崛起，由于营州都督府的官吏们飞扬跋扈，“视酋长如奴仆”，导致了契丹与唐王朝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爆发了契丹人的反唐战争。随后不久，又有“安史之乱”。战争的阴云又笼罩了松辽大地，松辽地区刚刚得以恢复的文化教育，又遭到了严重摧残，出现了衰落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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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大诏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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