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灭金及南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及几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混战局面，九州一统，域广疆长，在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的前提下，文化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元代松辽地区主要归属于辽阳行省管辖，此外还有岭北行省和中书省的一部分路府。在大一统的局面下，松辽地区在金末遭受破坏的教育事业也有较大程
度的恢复。
元代统治者是在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及笼络各族上层分子的统治政策基础上，制定其教育方针的。对蒙古人，为维护其特殊利益，采取了提倡和鼓励学习蒙古语言文字的政策，在教育内容方面，则注重骑射武艺的训练，提倡“尚武”精神和纯朴学风。对其他民族，则力主用儒家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他们，使之为其统治服务效力。
(一)元代的学校教育分官、私两大类
官学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办的。元代的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皇太子学宫。地方官学种类很多，主要有地方儒学，包括路学、府学、州学和县学，同时又有大学和小学之分。此外还有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社学等。国子监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元代学校教育除两级官学外，还有一种集庙域、学校区域和生活区域在内的“庙学”，它是以文庙(孔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元代私学也很活跃，主要办学形式有：一是家学；二是私塾；三是以名家受学；四是书院。
元代松辽地区的教育经历了由废到兴的过程。金末元初，由于连年战乱，百姓离散，松辽地区的教育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辽、金时期所置各类学校及教育设施，已荡然无存，惟余瓦砾。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后，随着战乱平息，经济复苏，社会稳定，松辽地区的教育才开始恢复。后来，松辽地区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各类学校的建立，不仅超过了前期，而且为明代松辽地区教育的繁荣，也奠定了基础。松辽地区教育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元朝政府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辽东、辽西两个地区，逐步完善了各种教育体制和教育设施，按规定建立起各类官办学校，如儒学、庙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
元代松辽地区比较有特色的是书院教育。比如，在岭北和其地区，兵马使周干臣在其任内曾捐俸建龙沙书院。在辽阳行省，虽未见有书院记载，但从明代辽东书院的繁盛，可以推断早在元代辽东书院就已经出现。元代松辽地区的私学发展也很快。据元代辽阳路儒学教授虞元登所撰《大玄真宫祖碑》记载，全真教徒杨志谷来松辽地区传教，在途经广宁路尖山单家寨时，亲眼见广宁一带“民淳土腴”，“雄蓝巨刹，楼阁相望”；“家庠户序，学校如林”。这里尽管有撰碑文者的溢美之辞，但也反映了松辽地区学校教育的一派繁荣景象。
为确保学校办学经费之充裕，元代松辽地区的官办学校都置有学田。考古学者曾在辽宁阜新东北约50公里的塔营子古城址出土一块元代元统三年(1335年)《懿州城南学田记碑》，碑文对懿州学田作了详细记述。元代辽阳行省曾三次移治懿州(今塔营子古城)，懿州曾数度成为松辽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该碑文记载了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到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几次立学田的情况。第一次是大德三年，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不久，辽阳行省左丞洪鹤山亲自从韦氏手中购地，建学宫，构讲堂，使就学者有了读书场所。第二次是在元英宗至治二年，儒学提举李克家等人从真定王右丞处得地置学田，“始足朔望之供”，并使老宿贫寒师生的食住有所依托。第三次是沈阳文正公某，以钱从某氏处再购得土地若干垧，用作学田。《懿州城南学田记碑》是一份极珍贵的文献史料，它反映了元代松辽经济比较发达的辽东、辽西地区学校都有学田，学田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经费，而且还可以解决贫寒师生的食宿问题。此外，该碑文也反映了元代松辽地方各级官吏对学校教育及学田设置的重视程度：“学可无田乎?曰不可。无田粢盛不备，则无以祭。土失其养，斯无以学。”发展教育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做基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元代松辽地区教育能够出现昌盛局面也正因于此。
(二)元代松辽地区蒙古人的民族教育
松辽地区蒙古族的官办学校教育，除前文提及的地方儒学、庙学等学校之外，最具蒙古民族特色的即是蒙古字学。据有关文献记载，蒙古字学在松辽地区的东北诸路设置尤多。蒙古字学的授课内容，主要是译成蒙古文字的《通鉴节要》。并令学好者兼习算学。通过各种学校教育，使大批松辽地区上层蒙古族子弟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还有部分佼佼者通过科举走上了为官仕途。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代乡试，行省11个，要选出300人赴会试，再从中选出100人。赴会试的出自辽阳行省的16人中有10人是蒙古族人。这些蒙古人都是经过松辽地区乡试合格者。可以肯定，他们是受过较系统的教育的。
除正规学校教育及民间私塾教育外，松辽地区的蒙古族青少年，还要经常接受家庭中爱民、寡欲、兴孝、节操、生产生活能力、奋斗精神、团结友爱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以及特殊的宗教教育等，以便对其进行做人及人格方面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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