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1世纪的汉代传入我国后，历经南北朝隋唐各代统治者的扶植和支持，因而在内地和边疆地区广为传播着，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不同时期建立政权的松辽各族也接受了佛教的信仰。从整体上看来，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要比北部发达得多，反映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一样。南部辽河流域，各族的宗教由于接受了中
原地区的影响，佛教最先传入。
前燕的统治者，崇信阴阳五行，宣扬自天受命，应运为君。建元三年(339年)四月，传说“黑龙一，白龙一，见于龙山，(慕容)亲率群僚观之”，以为大吉，“祭之于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慕容大悦，于是号新宫曰和龙，并造龙翔佛寺于山上。[1]
显然，这是在宣扬前燕政权自天神授，标榜燕统治者是真龙天子。慕容隽于439年称帝时，“将定五行”，众说纷纭。多数臣僚主张“燕亦承晋为水德”，独韩恒主张“大燕王迹始自震方，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2]
最后采纳了韩恒的主张。可见，前燕统治者接受了中原汉族封建统治者以阴阳五行定正统的说法。
(一)晋南北朝时佛教传入松辽地区
佛教传入东北，据文献记载当始于晋初。据《高僧传》载释昙始于“晋孝武太元之末(396年)，赉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3]
高句骊僧人也入中原学习佛法。如释灵照“重译而来”，至杭州龙华寺“学其祖法”。[4]
北朝时期，各族统治集团连年混战，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佛教乘势蔓延。那时在北方，西北的凉与东北的燕，为佛法较盛行之地。如幽州黄龙人昙无竭自幼即苦修诵经，于永初元年(420年)约集25人共同西行去法。另辽西海阳人释僧铨弱冠出家，游燕齐之地，遍学外典，复精三藏。此外，还有释昙弘、释法度、释慧豫等也都是黄龙人，[5]
他们或“备综众经”，或“专精律部”，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高僧。那时北方高僧多出于辽西，可见北燕佛教颇为盛行。
北燕佛教盛行是与统治者崇奉和提倡有关。冯素弗墓中出土有压印人物纹山形金饰一件，为冠前的“帽正”，上面捶揲有坐佛像，身后有火焰纹背光，两侧还有捧持供养物的人像。[6]
这件遗物表明冯素弗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北魏时有僧尼200多万人，北齐时也有200多万人，佛教非常兴盛。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信佛的风气在辽南和辽西都非常浓厚，并大行佛教功德之事。北魏孝文帝时，皇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因为她本人出自北燕冯氏，“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北史·后妃传上》)。地方官员为迎合崇佛的风气，也在东北大造佛寺，雕造石窟，辽西义县万佛堂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义州(今辽宁义县)城西15公里的山上，先后于499年、502年“划石佛像大小无数，名万佛堂”，[7]
又称万佛寺，是辽西地区古代的佛教圣地。太安三年(495年)，拓跋浚命辽西公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后来文明皇后在此大造佛屠。史载，黄山坡寺内左侧有小山，“山前石佛二十九，山后石塔两旁石佛各一；右亦一小山，山前石佛三十一，山后石塔，塔两旁石佛亦各一”。[8]
从《元景石窟记》和《韩贞造像记》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建寺造佛的用意是因为“灵觉冲虚，非象无以筌其形”，是想通过形象宣扬佛教，使人比较具体地认识佛，相信佛的存在，从而皈依佛门。即所谓“晖圣容且表微尘之心”，让人们相信佛祖释迦能够“拯溺夷”、“济万类”，相信存在“轮回尘网”，以寄托来世。北齐的统治者深深沉溺于佛教，把崇佛看得比政务还重要，他们大力在辽东扩广佛教。释昙超，于北齐太祖即位后，“被敕往辽东”，弘赞禅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479—482年)末还京。[9]
天保十年(559年)，北齐皇帝高洋到辽东佛教圣地辽阳，在甘露寺中“禅居深观”一月有余，置一般政务而不顾，“惟军国大政奏闻”(《北史·北齐纪》)，可见高洋笃佛之深。
(二)佛教传入高句骊佛教在高句骊的确立，已是东晋时期。据《三国史记·高句骊小兽林王纪》载，372年，“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374年，又有“僧阿道来”。375年，小兽林王“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佛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实际上，高句骊人接受佛教思想影响，要比佛教在高句骊确立的时间更早。据《高僧传》载，晋剡东峁山竺道潜传云，僧支遁曾与高句骊道人有过书信往来。僧支遁生于314年，死在366年，至晚在此期间，高句骊人已有僧人存在。392年，故国壤王崇信佛法求福，用官方行政命令手段推广佛教。次年，广开土王又创九寺于平壤。仅20年左右时间，佛寺便遍及鸭绿江南北。山兽林王与故国壤王执政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天灾、疾疫不断发生，时常出现民饥相食的景况，统治阶级趁机推动佛教在高句骊的传播。佛教兴起之后，很多高句骊人成为有影响的佛门弟子，到处云游，他们拥有寺院庙产，使广大劳动人民从精神到物质上，承受着佛徒的双重压迫，僧侣们成为统治阶级的得力帮凶。
不过，也要指出，在高句骊的宗教盛行之际，也曾闪烁出朴素的无神论的火花。山上王时的国相乙巴素已经对“天命”表示过怀疑，指出天命不可测，提倡畏天忧民，反对逆天违人，把人与天等同起来，提高了人的地位。这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应该说在高句骊很早就出现了，只不过是没有形成大规模地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而已。
(三)佛教成为渤海国的主要宗教在渤海的高句骊故地鸭绿府一带，佛教早于372年已从前秦传入，并得到迅速的传播。早在渤海国建国前，已有一部分人信奉佛教。粟末大祚荣等曾徙居佛教兴盛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和辽西一带，因此佛教在渤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原来就有一定基础。至于渤海建国后，佛教的影响就更大了。佛教成为渤海国最主要的宗教。据《渤海国志长编》载：“高王元年(698年)，遣使朝唐请入寺礼拜，是为佛教流入渤海之始。僖王朱崔二年(814年)，使高礼进朝唐，献金银佛像各一。其聘日本使臣亦有礼佛之事。”元和元年(806年)正月，“渤海遣使高礼进三十七人朝贡，献金、银佛像各一”(《册府元龟》卷97外臣部朝贡五)，可见佛教在渤海的盛行。
图1 渤海石灯幢
渤海王室提倡佛教，并调和儒、道、佛三教，使其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渤海建国之初，在旧国等地即出现了“佛庐”及礼拜活动(图1)。开元二年(714年)，大祚荣派王子到长安，请求“入寺礼拜”。[10]
后来，就连大钦茂的尊号都定为“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11]
唐武则天尊号有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等。可见大钦茂有意效法武则天，把自己打扮成拥有最大权威的护法者，这位第三代国王是既信仰佛教又是拥有最高权威的护法者。
图2 渤海灵光塔
渤海国王既提倡佛教，便在各地兴建许多寺院。从考古资料看，仅上京龙泉府一带即有大小佛寺遗址不下9座，有7处分布在城内，有2处分布在城外。尤其是渤海石佛和八角形的石灯幢，至今仍屹立在宁安县渤海镇兴隆寺中(俗称南大庙)。在中京显德府一带有寺院5座；东京龙原府一带有寺院4座，塔基一处；甚至在边远的率宾府地区也有寺院和浮屠，如马蹄山寺、杏山寺等。[12]
在今吉林省长白县尚存一座渤海佛塔，名为灵光塔(图2
)。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在吉林珲春八连城遗址、和龙县高产渤海寺庙遗址出土的渤海佛教文物，尤其是鎏金铜佛、石佛(图3)、砖佛、泥佛等佛像、佛头等，其中有释迦牟尼像、菩萨像、二佛并座像等。从二佛并座像，透露着天台宗在渤海的传播。天台宗的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和龙寺庙遗址出土的佛像，面容丰满，在庄严的法像中，凝聚着生命的力量，从中可以看到盛唐佛教艺术对渤海佛教艺术的深刻影响。这些寺院、佛塔和佛头，是渤海人信奉佛教的实证。当渤海灭亡时，一次就有僧侣60人逃亡高丽，可见渤海僧侣人数之多。
图3 宁安渤海大石佛
渤海众多的佛教僧侣，是渤海社会一个重要的阶层，其上层人物往往参与渤海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对渤海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释仁贞，是渤海佛教高僧，曾随王孝廉出使日本任录事，被日本朝廷授予“从五位下”。另如释贞素，也是渤海佛教高僧，曾是渤海赴日本使臣及赴唐贺正使的重要随员。渤海使团中的佛教僧侣在日本期间从事礼佛活动。日本平安时期的诗集《经国集》收有两篇记载渤海人在日本礼佛的日本人诗作，[13]
如安倍吉人的《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云：“闻君今日化城游，真趣寥寥禅迹幽。方丈竹庭维摩室，园明松盖宝积球。玄门非无又非有，顶礼消罪更消忧。六念鸟鸣萧然处，三归人思几淹留。”另有岛田渚田的《和安领客感赋渤海客礼佛之作》云：“禅堂寂寂架海滨，远客来时访道真。合掌焚香忘有漏，回心颂偈觉迷津。法风冷冷疑迎晓，天萼辉辉似入春。隋喜君之微妙意，犹是同见崛山人。”在渤海赴日使臣中，王孝廉就是顶礼拜佛之人。王孝廉不仅顶礼拜佛，而且和日本的名僧弘法大师空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访唐的僧人，有的取道渤海，往来于日本和唐王朝之间，如永忠、戒融。至于日本僧灵仙和渤海僧贞素动人的友谊，更为后代所传诵。日本大正年间发现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写经的末尾的记载，证实了灵仙是日本在唐朝参加译经的学问僧。渤海僧贞素为了弘扬佛法和忠于友谊，往来于渤海、唐和日本之间，最后葬身海底。
渤海佛教的发展，大致上与唐代中原地区佛教同步，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一些。中原地区佛教的主要流派对渤海佛教都有影响。其过程大体上也是先大乘各宗派发展，后被禅宗逐渐取代。渤海佛教既有净土、密宗等宗派，也有天台、禅宗等宗派。天台宗尤其是后来的禅宗之所以能在渤海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是有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
由于渤海社会发展不平衡，佛教、道教的影响大多在五京等经济发达区，而在平民中特别是在广大边远地带一般民众中，渤海人多是信奉萨满教的。人们通过萨满(巫)乞求各种神的保护、祛病、禳福、驱灾辟邪，制服妖魔鬼怪。这是一种在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部族和民族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
(四)契丹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
在契丹族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王权的确立，原始的萨满教信仰便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并逐渐为佛教所代替。契丹贵族提倡佛教是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的。他在建国前后曾俘虏了大批信奉佛教的汉人，从此佛教便传入了契丹。902年7月，耶律阿保机为安置大批汉人俘虏，于龙化州“始建开教寺”，含有“开导”、“教化”之意。太祖三年(909年)四月，“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记功德”。阿保机即位后六年(912年)，又建天雄寺于皇都。[14]
这些便是契丹贵族创建佛寺的开端。太宗耶律德光更是笃信佛教。他在天显十年(935年)11月，亲“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15]会同五年(942年)6月，皇太后患病，曾向僧尼施饭，一次竟“饭僧五万人”。[16]足可以说明太宗时佛教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世宗、穆宗、景宗三帝时期仍崇佛不懈。景宗保宁六年(974年)12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17]
沙门昭敏以全国的僧尼总管而兼侍中，一般僧尼不仅免服差役，并享用寺产。说明此时契丹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由宗室贵族而逐渐蔓延于部族之间。辽中期以后，契丹贵族佞佛之风更加盛行，尤其是从圣宗耶律隆绪时起，契丹贵族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情况下，佛教便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皇太后肖绰(燕燕)“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18]
辽圣宗为了庆贺对宋战争的胜利，于统和四年(986年)七月，诏令“上京开龙寺建佛寺一月，饭僧万人”。[19] 辽兴宗耶律宗真“尤重俘屠(佛)法”。[20]
并亲往佛寺受戒，并命皇子梁王召僧讲论佛法。辽道宗耶律洪基能亲自讲佛经。宋使苏辙在《北使论北边事札子》中指出：“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则会诸京僧徒及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21]
辽道宗不仅自己虔信释教，还命“皇太子写佛书”(《辽史·道宗纪三》)。另据晁说《嵩山集》载：“契丹主洪基(道宗)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皆云：‘愿后世生中国。’”[22]
现在，松辽各地尚有辽代遗留下来的许多石幢佛塔，可见佛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了。
辽代后期，佛教大盛，高僧辈出，译经训解，刻经盛行，有的经质量超过宋朝。仅自兴宗、道宗两朝至清宁三年(1057年)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共600块，合原存石经《涅经》、《华严经》等共有2730块，合称四大部经。兴宗以来，辽朝还雕印了汉文大藏经，通称为《丹经》、《辽藏
》，也叫《契丹藏经》。据辽燕京僧徒觉苑说，兴宗命远集搜集的佛经，都付雕印，并要人详勘，觉苑因而参加了校勘。[23]
觉苑是第一流的佛教学者，著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科》五卷，《大科》一卷，《密演钞》十卷，《义天录》卷一著录。觉苑先后事兴宗、道宗之命撰述的《科文》、《大科》及《密演钞》都是分析研究《义释》，是发挥一行学说的密教名著，也是密教盛行的重要成果。
(五)女真上层人士笃信佛教与佛寺的兴建女真人建金朝后，巫术的影响在女真上层人物中已逐渐缩小，渐被佛教所代替，并与佛教合流。早在辽代，佛教在东京渤海及燕云地区流播甚盛，女真上层接触佛教也是由外族及其僧侣传入的。“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十月乙亥，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金史·太宗纪》)，这是金源内地出现佛寺的最早记载。庆元寺究竟建在何时，尚不可考，但这却说明金初虽已有僧侣进入金源，而女真统治者并不重视佛教。天会七年(1129年)上元节，有中华僧因挂灯而被误杀的记载。[24]
这可以作为汉人僧侣进入金源时间的旁证。
渤海大族信奉佛教已如前述。金初，阿骨打征服东京，征选姿德兼备的渤海大族女子为完颜宗室婚配(做次室)。他们与女真统治者联姻，也给女真人带来了佛教的影响。金世宗完颜雍的生母元妃李氏就是此时被征入金源的。天会十三年(1135年)她寡居之后，断发为比丘尼，回归故乡辽阳，营建清安寺，住在寺内，又度过了26年尼僧生活才死去。
在女真帝王中，最早信奉佛教并兴建佛寺的是熙宗完颜，他和皇后裴满氏礼奉僧徒，迎接佛像，十分热诚。据《佛祖通载》载：皇统二年(1142年)“壬戌，金国英悼太子生日，诏海惠大师于上京侧建储庆寺，普度僧尼百万，大赦天下”。储庆寺建于宫侧，实有皇家寺院性质，所以后来“海陵弑熙宗，毁上京宫殿，遂波及储庆寺亦被毁”。当然，“度僧尼百万”显系夸大之辞，而“大赦天下”则是事实。皇统三年(1143年)癸亥熙宗下令海惠、清惠两禅师住进储庆寺，并从燕京迎来释迦旃檀瑞像供养在储庆寺中积庆阁。皇统五年(1145年)乙丑，海惠死，熙宗与裴满氏又亲奉舍利，五处立塔。熙宗笃信佛法，完全是出于求子和保护子嗣的要求而向佛祈禳，在观念上与相信萨满教没有根本区别。女真人接受佛教是从契丹辽朝传来的密宗佛教，密宗仪式里包括大量的巫术成分，凡求子、祈福、退魔治病与萨满教的目的并无不同，仪式上亦彼此吸收。[25]
这也是辽代佛教在女真人中发生影响的内在原因，也可以说，金初，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佛教与萨满教在金源合流。如金熙宗在济安太子(即英悼太子)病剧时，“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死后，又“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这同崇信萨满的意味非常相近。
佛教在金源内地盛行，当属金世宗及章宗时期。据《金上京宝胜寺宝严大师塔铭志》载：大定时金上京的佛寺除宝胜寺外，还有兴王寺、光林寺。近年又出土《上京释迦院尼僧法性葬记》。[26]宝严，俗姓于，辽天庆年间生于临潢府保和县，海陵天德三年(1151年)从临潢府迁居金上京，大定十五年(1175年)卒，居留上京24年。宝严在金上京受“士庶豪贵人等礼请”，前后两次讲《华严经》，“讲徒满三百，其声名已播京华”。并任上京管内都僧录。从考古发现看，金上京会宁府也是今松辽地区金代佛寺道观所能达到的最北的地方。
(六)喇嘛教传入东部蒙古
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进军藏地时引入喇嘛教。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广为传播。不过喇嘛教多为上层统治者信奉，广大蒙古族平民仍信奉萨满教。在达赉诺尔东南岸，距元应昌路遗址40公里处，发现《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碑，碑文中有“皇尊姑大长公主普纳、鲁王查哥不剌重修”、“泰定二年(1325年)青龙在乙丑，六月既望立石”等字。[27]
说明佛教已传入东部蒙古地区。元明以来喇嘛教传入蒙古人中，在兀良哈各部中也有所传播，《华夷译语》下《敕僧亦邻真藏》载：“今特敕本僧仍住持泰宁万寿寺。”说明兀良哈人已建造喇嘛寺，并信奉喇嘛教。
16世纪阿拉坦汗占据青海，迎来了宗喀巴的大弟子三世达赖锁南嘉措来蒙古传法。极力推行喇嘛教，以此来教化部民。16世纪中叶，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汗宣布喇嘛教为“国教”；1640年颁布《卫拉特法典》(即《察津·必扯克》)明文规定，萨满教的“博”为非法，予以杀戮清除，规定蒙古人一律放弃萨满教，毁掉各种“翁”的偶像，不服从者将抄没帐幕和牲畜。据《蒙古源流》卷六载：达赖三世“将蒙古地方之龙、鬼、魑魅、马、牛、羊、猫、雕、狼各项妖魔，尽行拘收镇服焉”，并且在有的地方连同萨满一起烧毁。
18世纪以来，东部蒙古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由游牧转为定居，经营农业或半牧半农，萨满教的大量杀牲、血祭，直接影响着台吉贵族的利益，与当时所需要的封建秩序很不协调，直到清末，在科尔沁地方还出现多次烧“博”的事件。1904年，科尔沁左翼中旗集中了全旗的萨满“博”，在场子里架起大火，宣布：谁跪倒发誓一辈子不当“博”的就退出，不发誓求饶的，自认为有道行的就进入火场行“博”。不进去者就派人赶进火场。结果有很多人被烧伤、砍伤。这种镇压遭到各地萨满的反抗，说明喇嘛教与萨满教的斗争很激烈。
在东部蒙古族地区流传着许多萨满和喇嘛斗争的传说。其中有一个关于浩布格泰的传说很典型，当佛爷还没来到凡间以前，浩布格泰就是神通广大的“博”。传说他是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地“博”的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萨满教主豁儿赤后代的徒弟。浩布格泰有三件法宝：一件是两面蒙皮的红鼓，这是他的坐骑，骑上红鼓，他想到哪儿转就到哪儿；第二件是64条飘带缀成的“好日麦博其”(法裙)，这是他的翅膀，穿上它就能飞；第三件是18面铜镜，这是他的护身法器(图4)。他的胆子大极了，什么都不怕。佛爷不让了，亲自带7个徒弟来收拾他。恰巧，此时浩布格泰的母亲冰吐·阿白病了，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浩布格泰虽然行“博”，却怎么也治不好自己母亲的病。当佛爷喇嘛来时，浩布格泰不在家，便用宝剑把老太太劈成两半。半身贴在东墙上，半身贴在西墙上，等把血控净后，一施法术身体对接在一起，病就好了。老太太留佛爷喇嘛吃饭，喇嘛说：“不了，你儿子回来，告诉他，是我治好的。”老太太说：“我儿子最恨喇嘛，我怎么告诉他呢?”喇嘛说：“你照实说。我住在钢杜钦山上。”浩布格泰回家听说了，就去找佛爷喇嘛，他们斗起法来。浩布格泰用九九八十一个雷击佛爷喇嘛，没赢了；又用三座山压佛爷，还没赢了；浩布格泰就飞上天去，结果被佛爷喇嘛抛出去的“敖其尔”(法器)打了下来。浩布格泰的双面鼓也被“敖其尔”打破了一面，64根飘带只剩了24条，18面铜镜只剩了9面。经书《呼和索得日》也被佛爷喇嘛收去了。从此“博”的鼓成了单面鼓，而且没有经书了。浩布格泰只好归顺了佛爷。[28]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离奇怪诞处，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喇嘛教在东部蒙古族信仰中取代了萨满教。
图4 蒙古族博的神具(法冠)
喇嘛教在蒙古草原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为了减少推行喇嘛教的阻力，将原萨满教中可以接受的部分加以改造，并接受过来，如取消祭敖包的杀牲后，加入竖经幡、喇嘛念经等，把“祭敖包”接受了过来。从此，喇嘛教开始传到蒙古东部地区民间。萨满教在与喇嘛教的斗争中失败后，在东蒙古地区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它是蒙古族固有的深厚信仰，也是因为它改变为治病为主的行“博”内容，便于藏于底层，并改变了斗争策略。在东部蒙古族民间“萨满”之名鲜为人知，通常人们都把萨满称为“博”。当人们有了久医不愈的病，或有了灾祸，祈求太平，都要举行一次太平祭祀(祭吉雅其、宝木勒、朱勒加什)，均要请“博”来行术。
关于“博”的分类情况，据1987年调查郭尔罗斯的王·呼和少布(75岁)说，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博”，其中又有白“博”和黑“博”之分，白博是指投降了喇嘛的“博”，黑博是与喇嘛斗到底的“博”。据群众说，请神时白博面向西或西南，是白方向；黑博面向东北，是黑方向。但却很少见到黑博。在科尔沁、郭尔罗斯见到的都是白博；二是“莱青”，行医时要身着盔甲(将军服)，据说这种盔甲服是萨满的正统服装，行巫时念喇嘛经，降神的舞姿是双手模仿鹿神风格的“鹿式指”，又近似喇嘛教的“查玛舞”，说明是喇嘛教传入后的产物；三是奥德根(女“博”)；四是额乐(跳安代的“博”)，男女都有。另据调查哲里木盟的老幻顿诺来(83岁)说，幻顿也是“博”的一种。幻顿是世袭的，只有幻顿才能主持祭天、祭雷、祭吉雅其和重大的祭祀活动，他好像是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职业萨满巫神。不过，处于消亡中的“博”纯宗教活动已很少，所进行的多是以巫的面目出现的祭祀、占卜和治病活动。东部蒙古族在近代行“博”治病，一般都在晚间进行。行“博”时，“博”穿着法衣手持神鼓进入场子。在神坛上有“博”信奉的神像、明烛，香炉里烧着把儿香。神坛的右侧悬挂着“博”的“翁”圣物，它们多是木制或毡制、布制偶像。还吊着牛、羊膀胱和晒干的牛、羊肋骨。“博”由厨房进入屋内，开始请神。神附体占卜治病，最后送神。东蒙古，特别是科尔沁地区的行“博”跳神，一般都要进行三至五天，或者更长一些时间。[29]
总之，萨满教在蒙古地区不仅失去了支配权，而且逐渐处于消亡中，不过，在东蒙古科尔沁、郭尔罗斯等地，萨满通过了各种斗争，仍然把萨满教保存了下来，民间可以看到零星的萨满巫师。解放后，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不信奉行博活动，它与其他民族的行巫活动一样正在被历史所淘汰，只不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学者们研究着。
(七)清代东部蒙古的喇嘛教
图5 正洁寺铜铸佛像
喇嘛教在清统治者的扶持下又有所发展。清前期，统治者在征服蒙古之后，认识到借助于宗教方可使蒙古人驯顺，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特别提倡喇嘛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亲临东北加强东北过境控制，对兴建喇嘛寺庙甚为关注。至今尚有许多这方面的传说。据调查了解，东蒙古有些王旗的喇嘛庙多是这之后陆续兴建的，如阜新大喇嘛洞庙(即普安寺)便兴建于1683年。郭尔罗斯黑帝庙(德寿寺)建于1685年，广庆寺建于1686年。杜尔伯特大庙(富裕的正洁寺)(图5)也是在康熙年间奉敕兴建。据统计，至清末，内蒙古的喇嘛教寺院约有1000所之多。而东蒙的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阜新)，至解放前喇嘛寺庙竟达370余座，寺院喇嘛最盛时达5万多。
清朝政府对喇嘛教还设定种种奖励办法和推行完善的制度，并给予很大的权力。规定：喇嘛不受扎萨克(旗长)王公等管辖，分别由各地活佛管理，统辖于呼图克图(活佛)，凡是当上了喇嘛的，除豁免其一切赋役外，还享有种种特权，不服兵役，不纳赋税，这些人除靠施主布施外，寺庙也有土地、牛羊，足够喇嘛一生的衣食消费。在这种奖励政策和精神麻醉之下，每户都能有一二人当喇嘛，庙内扎萨克喇嘛和旗扎萨克(旗长)一样，也占有领地和庙奴。寺院尚有一套组织系统。
庙内的主要宗教活动是经会。在一年中举行的经会主要有下列五个经会，即“麦德尔”经会(农历正月初四至初九，六月初七至十五)；“玛尼”经会(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六，七月二十六至八月初一)；“呼日乌苏”经会(五月吉日)；“伊日乃”经会(六月十五至八月初四)；“当石得”经会(八月十四至十六)；新年经会(腊月二十六至三十)。其中“麦德尔”经会规模最大。经会前段为诵经，后段要举行盛大的喇嘛“禅木”活动，所谓“禅木”(也译为查码)，是藏语，汉译为“跳鬼”，目的是攘除不祥，祈望平安。由一些喇嘛扮演鬼神，有的头戴假面具，扮演阎王、滑稽神、“好和麦”(白骨髅鬼)、鹿神、狮神、豹神、凤凰神等。有的则不戴面具，扮演菩萨、喀喇沁汗(多子女神)等，身着奇异服装，手持各种法器跳起捉妖驱鬼的舞蹈。许多牧民们，扶老携幼，坐着勒勒车，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倾己所有的“布施”供品以求佛保佑。
总之，喇嘛教的传入，在客观上给蒙古人民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诸如：天文、历史、医学、艺术等方面，促进了蒙古文化的发展。不过，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负面影响，由于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大力发展喇嘛教(几乎每户都有一人以上当喇嘛)，以致造成了蒙古族人口减少，经济衰退，消磨了蒙古人民素有的勇敢强悍、富于进取的民族精神，给蒙古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30]
(八)满洲族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
满洲族崛起于辽东时，就逐渐接受了佛教，满洲族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佛教在中国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个支系。汉传佛教也叫汉地佛教，或和尚教，在汉族居住地区广为流行；而藏传佛教，又叫喇嘛教，多在西藏和蒙古地区流传，为藏族和蒙古族较普遍信奉。这两支佛教在清入关前，在辽沈地区都有所传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均采取了保护政策，为了笼络蒙古人尤其对喇嘛教更为关照，有所谓“宠幸黄僧”即指喇嘛教。即使在战事纷繁和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广修佛寺，优礼大喇嘛，推崇喇嘛教。1634年，皇太极征服察哈尔，墨尔根喇嘛把蒙古的护法神(元世祖时国师八思巴铸造千斤重的护法嘛哈噶喇铜像)从供奉地迁移到沈阳，实际上是表示内蒙古喇嘛向后金彻底归服。崇德七年(1642年)达赖、班禅的使臣到达沈阳，皇太极给予了极为隆重的接待。仅崇德八年(1643年)铁岭一地，皇太极敕建的寺庙就有22座(康熙二十六年修《铁岭县志》卷上)。在盛京(今沈阳)，崇德三年(1638年)敕建而成的喇嘛教寺庙实胜寺、崇德六年工部奉命重修的无垢净光舍利佛塔，规模巨大，成为当时最为隆重的举动，反映入关前辽沈地区佛教信徒众多的盛况。满洲族最高统治者的这种举动，说明其中满洲族信徒之数量当不会少。清入关之后，满洲族中信奉佛教者急剧增多，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子弟，崇奉佛教亦蔚然成风。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顺治皇帝福临礼佛成癖。他不仅在皇宫大内供佛、礼佛，还多次下诏要江南名僧进京宣讲佛法。顺治十四年至十八年(1657—1661年)先后有憨璞性聪、玉林通、木陈道、溪行森等高僧进京。其中玉林、木陈二位最受崇拜，被尊为国师。顺治帝封玉林为“大觉普济禅师”、木陈为“弘觉禅师”，并经常与他们朝夕谈论佛法，甚至竟想弃皇帝不做而出家为僧，因此事干系重大，在太后和众僧的劝阻下，才罢弃此念头。但却让玉林给他起了个和尚法名“行痴”。自称“痴道人”，并向玉林、木陈二人执弟子礼。康熙帝玄烨对佛教也有较深感情，当他出巡之时，不论是东巡、西巡、南巡、北巡，所到之处均要参拜佛寺，延见僧人，谈论佛法，其一生仅为寺庙题写的匾额竟“多至千余”。[31]雍正帝胤祯也是礼佛成癖，早在当王子时，即在邸宅礼佛，并自号“圆明居士”，以佛教徒自诩。即帝位后，他将潜邸改为规模宏大的庙宇——雍和宫。他与其祖父福临甘为佛门弟子的做法不同，而是以超等“宗师”自居，并做佛门宗派之争的仲裁人。他曾插物横加干预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佛教禅宗临济派内的宗派之争，编撰了《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
，制造了清初佛教界的一桩大案。他还亲自编纂由古至当时的佛家语录，即《御选语录》十九卷，这是他即皇帝位前为亲王时的语录，其中第十二卷为《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第十九卷为《当今法令》，收录了当时亲王、大臣、僧人、道人共14位参禅礼佛的语录诗文。其中8名王大臣，属于满洲族的就有6人，他们是皇十六弟庄亲王爱月居士、皇十七弟果亲王自得居士、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皇五子和硕和亲王旭日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大学士伯鄂尔泰坦然居士，都是满洲族中的显要人物。乾隆帝弘历，即上述的长春居士。乾隆帝也十分尊崇佛教，为佛教事业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下令刻印佛经《大藏经》，共刻印成724函，1672部，共7247卷，称为《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年底印毕，后分赐各地著名寺刹；二是组织人力把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这个工程历时18年，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完成，当即刻版印刷，共计699部，2466卷，分装成108函。这就为满洲族学习佛法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倾心佛事。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清代满洲族中信仰佛教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清代满洲族的特殊政治地位，生活上多有保障，因而，尽管信仰佛教者虽多，而出家为僧者却很少。故满洲族信佛教的信徒大多是居家念佛者，是为居士。多数是信仰汉传佛教中的禅宗，个别的也有信奉喇嘛教者。一般人家都供有佛像，他们或者赴寺庙礼佛，或者在家礼拜诵经。这种礼佛之风愈来愈盛，大有取代他们世代信奉的萨满教的趋势。事实上，满洲族在进行萨满祭祀时，供奉的神中已加入了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把佛教的始祖和重要神请进萨满教诸神之中，而且作为重要的神对待，这足可以说明满洲族对佛教的接受和信仰的程度。[32]
(九)锡伯族南迁、西迁后也信仰喇嘛教在锡伯族南迁和西迁过程中，与汉、满等民族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文化习俗上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在宗教方面，锡伯族除了继续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之外，开始信仰藏传佛教和其他宗教形式。清初的统治者提倡喇嘛教，于是锡伯族信仰喇嘛教的人多了起来，居住在沈阳的锡伯族，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筹集白银60两，建立太平寺，实际是一座喇嘛庙，人称锡伯家庙。后来，沈阳郊区锡伯族村屯，陆续建立起藏传佛教庙宇。居住在抚顺地区的锡伯族，也兴建喇嘛庙。1782年，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在新疆建立起第一座喇嘛庙。1886年，锡伯族在新疆建立起第三座喇嘛庙，称为靖远寺。喇嘛教对原始宗教萨满教有所冲击。“喇嘛医”、“喇嘛药”治病，效果很好，锡伯族日常生活，如婚丧之事都要请喇嘛念经，或祝福吉祥，或超度亡灵。锡伯族的萨满教对藏传佛教的一些内容有所吸收，如承认喇嘛教的阴阳思想等，甚至萨满死了也请喇嘛念经超度，引其灵魂入所谓的阴间。看来，萨满教与喇嘛教已经有些合流的味道了，所以在锡伯族那里，出现了两教同存共处的局面。历史不断向前飞奔，喇嘛教日渐失宠，锡伯族甚至不再信仰它了。而今，锡伯族进入现代以后，科学医术昌明，萨满教也逐渐消失，萨满教已成为历史遗迹。[33]
(十)朝鲜族迁入东北之初也曾信仰佛教朝鲜族迁入东北初期，即已有佛教信徒，但由于没有僧人，故一直没有修建佛教寺庙。1911年3月，朝鲜族僧人金本然在龙井开始修建云兴寺。建筑时，曾得到崔基南的赞助和众信徒的支持。后来，金本然去珲春，由崔基南完成工程，并奉立三位佛像。一时信徒达200多户。20世纪10年代后，众多教派在延边各地开展反日宣传，进行反日斗争，而佛教却没有提出反日口号，加上财政枯竭，又没有住持僧，于是教势逐渐减弱，信徒只有12户。1920年后，随着朝鲜族僧人的增加，各地陆续建立了佛教寺庙。1920年9月，在和龙县月晴(今属图们市)龙岩洞建立仁寿寺。1923年，在延吉县富岩村(今属龙井县八道乡)建立龙珠寺。1920年至1923年间，日本佛教界净土宗、禅宗等派的朝鲜族和尚也到龙井，先后建立本愿寺、普照寺和曹洞宗等寺庙。1927年，大觉寺派也在龙井建立大觉寺。1929年和1930年，归珠寺派在龙井建延明寺。“九·一八”事变后，日伪也利用佛教麻痹人们斗志。因而延边的佛教有两大派系，系以朝鲜族佛教界的归珠寺和大觉寺为一派，以日本佛教界的净土宗、禅宗等为另一派，各自打着“慈善事业”的旗号扩展教势。1934年6月，延边5县(包括安图)共有朝鲜族佛教寺庙10所，信徒2400人。以龙井、图们和八道沟为活动中心的朝鲜族佛教归珠寺派，一直占据着优势。到1944年10月延边的朝鲜族佛教寺庙发展到20所，信徒达4578人。1946年3月，延边的朝鲜族佛教寺庙共有31所，他们组织了“东北延边佛教协会”。佛教协会以延吉市的金千梅为代表，为扩展教势进行活动，土改后逐渐消失。[34]
注文：
[1]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五，《前燕录》三。
[2]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七，《前燕录》五。
[3] 《高僧传》卷十一，《宋伪魏长安释昙传》。
[4] 《高僧传》卷十三，《晋永兴安院善敬传附灵照传》。
[5]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488页。
[6] 参见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
[7] 《广宁县志》卷二，《寺庙陵墓》。
[8] 《锦州府志》卷四，《寺庙》。
[9] 《高僧传》卷十二，《齐钱塘灵隐山释昙超传》。
[10]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
[1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渤海贞孝公主墓发掘清理简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12] 参见［俄］沙夫库诺夫：《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第4章，《民族史译文集》第13期。
[13]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第433页。
[14] 《辽史》太祖纪上。
[15] 《辽史》太宗纪上。
[16] 《辽史》太宗纪下。
[17] 《辽史》景宗纪上。
[18] 《宋会要辑稿》蕃夷。
[19] 《辽史》圣宗纪二。
[20] 叶隆礼：《契丹国志》兴宗文成皇帝。
[21] 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一。
[22] 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引《嵩山集》。
[23]
冯继钦、黄凤岐、孟广耀、杜承武《契丹文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280～281页。
[24] 洪皓：《松漠纪闻》。
[25]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83页。
[26] 许子荣：《金上京释迦院尼法性葬记考释》，《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27] 李逸友：《元应昌路故城》，《考古》1961年第10期。
[28] 王迅、苏赫巴鲁：《蒙古族风俗志》，中央民院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99～100页。
[29] 参见王迅、苏赫巴鲁：《蒙古族风俗志》，中央民院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98～105页。
[30] 参见王迅、苏赫巴鲁：《蒙古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01～103页。
[31] 《清鉴纲目》卷五。
[32] 张玉兴：《满族文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752～754页。
[33] 参见董国尧：《明清之际东北其他各族文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884～889页。
[34] 参见李光录：《延边朝鲜族宗教概况》，金泽主编《吉林朝鲜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45页～446页。
网页编辑：邵宝华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