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有辽东之煮”，[1]
表明春秋时燕对辽东即已有隶属关系，而燕人大规模进入松辽地区，则是在战国时期。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2]东北各地发现了大量燕文化的遗迹。有燕城、燕长城、各种生产工具和燕货币等。秦、汉、魏、晋时期是东北地区许多民
族正式形成时期。东北的南部主要是燕人、秦人和汉族形成时期的汉人。此外，自西而东，自北而南还分布有乌桓、鲜卑、挹娄、夫余、高句骊、沃沮等，有的则还是许多部落群体。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的地方。
(一)松辽汉人的宗教信仰
秦灭燕占有东北，沿燕之旧，继续在今承德、赤峰一带设右北平郡，在今辽宁设辽西郡和辽东郡，并设辽东外徼以管辖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及朝鲜半岛北部。在秦统治下，原居于今辽宁等地的夷人和燕人等族，均逐渐融合成为秦人的一部分。当秦亡汉兴之际，中原战乱，燕、齐、赵人大批经由东北地区进入朝鲜半岛，更带给东北地区大量中原文化，中原汉人的宗教信仰也随之而来。
燕、秦、汉、魏期间，东北南部居民，以汉族为绝大多数，他们有神仙方术等迷信思想，此时佛教、道教均尚未流行。在旅大营城子汉墓壁画中，有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的形象，墓主人由背有翅膀、足踏浮云的羽人，引入仙境。在辽阳东门里汉墓壁画中，有风神飞廉和吉羊出现。
这些，显然是战国以来，神仙方术信仰的反映。但严格说来，还不能看做道教信仰的表现。众所周知，道教始于东汉桓帝年间，而形成于东汉顺帝之时。学界对营城子墓葬推断为西汉末年以前，故壁画的神怪形象属于神仙方术。鉴于道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秦汉时代的神仙方术，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只具有某些道教因素而已。
(二)高句骊、渤海道教的流行
高句骊晚期，随着道教在中原的盛行，也影响着高句骊宗教信仰的变化和发展。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教在高句骊也逐渐落地生根，与佛教并存。
渤海人早期信仰的是萨满教，后来由于渤海师法盛唐，便吸收了中原地区汉族的宗教道教和佛教。于是在渤海社会上呈现出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道教是东汉时期由汉族创立的宗教。唐玄宗即位后大兴道教，于是道教得势，道教被宣布为“国教”，对渤海影响很大，渤海国五京地区道教盛行，男女道士及世俗弟子数量很多。据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在渤海的道教徒众中，除正式出家的道士、女冠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在俗”弟子。可见，道教在渤海也较为流行。
据《册府元龟》载，东丹王耶律倍好“烧金炼汞之术”。[3]这里所说，显然是道教的炼丹术。说明渤海国灭亡后，道教的影响仍然很大。
(三)辽朝道教也较流行
辽初神册三年(918年)5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4]
说明契丹建国一开始就对儒学、佛教、道教三者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这些都是统治人民思想的有力工具。道教的影响和势力，虽然比佛教要小，但也受到契丹统治阶级的欢迎。太祖时诏建道观，“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5]
东丹王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6]
景宗第三子齐国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7]
可见，耶律隆裕可称得上是提倡道教的契丹上层人物之一。圣宗耶律隆绪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8]
统和四年(986年)10月，圣宗“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9]
兴宗不仅“尤重浮屠”，对道教也很重视，“帝常夜宴，与［道士］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当时，被兴宗所宠幸的道士，皆受爵。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10]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年)撰《龙兴观创建香幢记》中道：“今我观院，虽殿堂像设，夙有严，而祭醮供仪，素乏□□，乃采诸翠琰，以香幢，每圣诞嘉辰，旦元令节，或清斋消忏，□旦良宥，用然沉水之烟，式化真仙之侣，所愿九清降祉，百圣垂洪，延皇寿以无疆，保黔黎而有赖。风雨时调，禾谷岁登”。[11]
说明辽朝境内有龙兴观，并有讲《道德经》的法师。
(四)金朝道教新派的出现金熙宗时，道教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皇统八年(1148年)，熙宗与皇后裴满氏在上京召见过太一教创始人河南汲县道士萧抱珍。[12]这次召见，并未在金源内地留下道教的影响。
金源内地道教影响见于考古实物的那是承安四年(1199年)所立的乳峰山《曹道士碑》(现存黑龙江省阿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曹道士名道清，临潢人，20岁时来金上京乳峰山(今阿城市松峰山)学道，卒于金章宗承安三年或四年(1198或1199年)，此碑为墓碑，系上京千人邑社名“太虚崇道邑”的道教信士所立。碑阴刻此邑社的执事11人的名字，碑的正面刻有参加会葬诵经的6个道士的名字。这说明大定时期的金上京已传入道教，围绕乳峰山道观组织起信士的香火灶，信徒甚众。这11个执事多数应为汉人，说明道教的信徒主要是汉族。据《大金国志》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燕南、燕北皆有之”，“熙宗又置道阶、凡六等”，“诸大贵人奉一斋施，动获千缗”。众所周知，道教本为中原(尤其北宋时)深有影响的宗教，女真统治者自然要借宗教的威望抚定中原士庶，所以接见道首，沿袭教制，赐予赏赉，也叫他们以术士的身份举行祈禳活动。金世宗召见过大道教祖师刘德仁，金真道道士王处一、丘处机。章宗时多次到中都长安观行香，或大设斋醮。
金代是北方道教新派出现与发展时期，太一、大道、全真三派先后出现在北宋故地河南、河北、陕西，这个历史背景都与女真进入中原，民族压迫和战争动荡的社会现实有关。其中要以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的思潮对汉族士大夫与文人的影响最为深刻，其流布的地区与时间也最为广远长久。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吸收的普遍深入，全真派道教的思想也作用于女真士大夫中，特别是其中政治上失意人物密国公完颜之论《全真教祖碑》，他们与全真道炼师互有交往，当时僧尼教士可以自由出进于女真亲王及三品以上大臣的府第。贞南渡之后，直到元代，全真道教的影响更深。女真人中也有入道为教徒者，如金代太一教道士完颜志宁。[13]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生动地反映出民族心态的互相接近，宗教又成了民族融合的一条纽带。
(五)满洲族对道教的兴趣和信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当然，它的发展与传布规模并不像佛教那样兴盛，这表明到明清时已趋向衰落，但满洲族对其并不排斥，而且如佛教一样地予以接受。当建州女真勃兴于赫图阿拉时，努尔哈赤所建的七大寺庙中即有玉皇庙等道教寺观。进入辽沈之后，在优容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采取保护政策。在盛京皇宫之前耸立的便是道教寺院三官庙。庙中所选道士虽非满洲人，但他们多与满洲族上层人物接触，说明满洲族对道教的兴趣。清入关之初，下令对道教享受与佛教同等的待遇。顺治八年(1651年)正一道教第52代天师张应京入觐，被授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并颁给一品印。清代满洲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道教，其中也不乏王公贵族。尤其突出的是雍正帝胤祯对道教更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与全真派的北京白云观道士往来，甚至清正一派江西道士娄近垣入京居于光明殿，并封其为“妙应真人”。[14]
雍正还将儒、佛、道捏合在一起，宣称三教合一，宣扬“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15]
在这种观点支配下，他在编《御选语录》时，竟把宋代道士紫阳真人张伯端的《悟真篇》也收入其中，还独出心裁地称紫阳真人为“大慈圆通禅仙”，[16]
并将他与历史上12位名僧并列，又将娄近垣的偈、颂收进《御选语录》第二部分《当今法令》之中，是该书所收的6位僧道中的惟一一位道士。雍正并不相信萨满跳神能治病，然而却对术士能治病之说深信不疑。雍正八年(1730年)当他患病时，曾发密谕要求臣下遍访术士，冀求道士所献丹药中毒而亡。[17]
这便是其迷信道教的恶果。乾隆继位后，知悉其父迷信道士之内情，曾下令将宫中道士尽行逐出。将正一真人降至五品，后又改为正三品，但仍低于顺治间所封的正一品，而加以贬抑。但他宣布废除僧道度牒制度，致使僧道数量突然猛增。乾隆年间道教寺观遍于全国，在松辽地区，道观也大量出现，充分反映了满洲族对道教的接受程度。当然，满洲族中信仰道教与信仰佛教的情形一样，几乎没有全发出家为道士者，一般多是信其教，礼拜神仙而自修者，就像《红楼梦》小说中贾赦居家念道一样。[18]
注文：
[1] 《地数篇》。
[2] 《史记·匈奴列传》。
[3]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第30页。
[4]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5]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6] 《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7] 叶隆礼：《契丹国志》齐国王隆裕传。
[8] 同[4] 圣宗天辅皇帝。
[9] 《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二》。
[10] 同[4]兴宗文成皇帝。
[11] 陈述：《全辽文》卷九《龙兴观创建香幢记》。
[12]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引王鹗《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
[13]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14] 昭：《啸亭杂录》卷九。
[15] 《文献丛编》第3辑，《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二)。
[16] 《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御选语录》。
[17]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第12章《清世宗暴死之谜》。
[18] 张玉兴：《满族文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754～756页。
网页编辑：邵宝华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