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渊源和基本教义。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渊源于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乔达摩，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释迦族净饭王的儿子，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释迦牟尼是佛教信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
贤者”。幼年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29岁时有感于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各种苦恼，又对当时婆罗门教不满，遂舍弃王族生活，为寻求解脱人世各种痛苦的途径，出家修行。开始在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学习禅定，后来在尼连禅河畔独修苦行，进而到菩提伽耶的毕波罗树下静观冥思后“悟道成佛”。佛，即佛陀，意为“觉者”、“知者”。
释迦牟尼修行六年，35岁时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宣扬“苦”、“无常”、“无我”、“缘起”、“解脱”等教法，从者甚多，流传下来称为佛教。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现实人生“无常”，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恒不变；“诸法无我”，一切事物皆无自性；一切“苦”的根源都由人自身的“惑”与“业”所致。“惑”是指贪、睼、痴等烦恼，“业”是指身、口、意等活动。行为善恶将得到轮回报应，只有依“三藏”(经、律、论)，修“三学”(戒、定、慧)，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涅?”的最高境界，不生不灭，无始无终，真实自在，无一切烦恼与苦痛[1]。
佛陀所宣扬的“四圣谛”是佛教理论的基本要点，是“四种高尚真理”。这“四圣谛”是：一切皆苦(苦谛)，苦必有因(集谛)，苦能灭寂(灭谛)、灭寂有道(道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遵循“八种正确的道路”，即“八正道”。所谓“八正道”的内容是：正确的观点(正见)，正确的决定(正念)，正确的语言(正语)，正确的行为(正业)，正确的生活(正命)，正确的努力(正精进)，正确的思维(正思维)，正确的精神(正定)[2]。“八正道”具体指出解脱诸苦、绝断轮回、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和方法。佛教认为由此八法，可令苦集永尽，达到涅槃之境，可由“凡”入“圣”，可以从迷界的此岸通向语界的彼岸，故将“八正道”也比喻为“八船”或“八筏”。
佛教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多种教派。在蒙古地区流传的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格鲁派。
萨迦派是公元1073年，昆·贡却杰布(1034—1102)在萨迦地方建立萨迦寺弘法而逐渐形成的藏传佛教教派。“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当地土色灰白而得名。又因该派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俗称“花教”。该教派主要弘扬“道果”教授等显、密教法，不禁娶妻，但生子后不得再接近女人。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该教派兴于15世纪初，后来势力迅猛发展，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众多寺院，在藏传佛教界有崇高威望。“格鲁”，藏语意为“善规”，倡导僧人严守戒律、独身不娶、脱离农事、严格寺院的组织和管理制度。该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继承卢梅·楚臣喜饶的传统，以黄帽作为戒法重兴的象征，故格鲁派又称“黄帽派”或“黄教”。
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蒙古人接触佛教，最初是从成吉思汗时开始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不断向外扩张，统治了广大的欧亚大陆。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并利用有名望的宗教首领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最初接触的佛教是汉化了的佛教宗派——禅宗。其特点是不立文字，以口、心传教，无经典。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了征服金朝的战争，进入中原。1214年成吉思汗召见禅宗临济宗的僧侣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为了利用佛教加强对内地的统治，1219年成吉思汗传诏，命中观和海云统治汉地僧人。成吉思汗之后的诸汗，继承其宗教自由的政策，利用各教派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到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者进入吐蕃毗邻领地，开始接触了吐蕃佛教，从而禅宗的地位不断下降，吐蕃佛教则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228年成吉思汗逝世后，窝阔台继承了汗位，其三子管辖吐蕃的外围地区，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城)筑宫室。“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在参加了借蒙古贵由皇帝登基之机而举行的一次大型辩论会后返回时，会见了吐蕃教团的一位王子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也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而向他传授了佛教教理。”[3]这次会见开始了蒙古贵族与吐蕃佛教——萨迦派的正式接触。这种接触对双方来说，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吐蕃从11世纪后期，由于新兴的封建主在各自的管辖区域内为利用佛教的某一派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形成了各种教派。萨迦派则是其中之一。到了13世纪中叶，萨迦派在吐蕃的势力逐渐扩大。因此，他们与蒙古贵族间的交往一方面可以传教，另一方面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巩固自己在吐蕃的统治地位。对蒙古汗国来说，与萨迦班智达接触，可以加快吐蕃归顺蒙古的步伐，扩大蒙古汗国的统治。萨迦班智达通过此次会见，开始在蒙古贵族中传教，使阔端开始信仰吐蕃佛教。
蒙哥汗继位后，派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随着汗位的变化，在吐蕃萨迦派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这时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维护萨迦派的权力，在阔端之子蒙哥的陪同下，到了六盘山忽必烈的驻军地会见忽必烈，受到其赏识，将八思巴留在身边。当忽必烈与蒙哥汗发生矛盾，一度被解除兵权时，八思巴仍然支持忽必烈。并在当时佛教与道教发生争执时，八思巴作为佛教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从理论上战胜了道教，得到了忽必烈的进一步信赖。
忽必烈于1260年继汗位，对各种宗教采取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他为了达到政治上控制吐蕃的目的，允许八思巴在蒙古宫廷中进行传教，从而导致了忽必烈及元朝统治阶层推崇和信仰吐蕃佛教。并册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主持皇室佛事。1269年八思巴仿照藏文字母创造了蒙古新文字。从此凡诏书及公文一律用新字。八思巴因造字有功被封为“帝师”。从八思巴开始，萨迦派的一些成员一直为元朝皇帝当宗教顾问和“帝师”。“帝师”成为元朝的一种制度，“帝师”的职责是给皇帝及皇室传授佛戒，举行灌顶等宗教仪式，并讲解佛教教义。“帝师”在元朝地位极高，百官会集、举行朝拜时，皇帝给其设专座。“帝师”掌领全国的佛教和吐蕃事务。由于元朝皇帝信仰吐蕃佛教，因而佛教在蒙古贵族中得以尊崇和发展。蒙古统治者为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修建了大量的寺庙，并每当皇帝继位，都要建新寺庙为皇帝祈福。直到14世纪50年代，吐蕃内部佛教派别发生矛盾，帕木竹巴以武力击败了萨迦派。元朝也处于衰弱时期，无力干涉，只好承认胜者，从而萨迦派的政治地位被帕木竹巴代替。
1368年元朝皇帝妥欢帖木尔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被迫北迁，退回到蒙古草原。由于吐蕃佛教的自身衰弱和蒙古统治阶级的衰败，一直流传于民间的萨满教兴盛起来。
到了16世纪，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但此次传入不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传播的。这次传入蒙古地区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当时，土默特部的俺答汗(?—1587年)势力不断强盛，基本上控制了漠南各部，并不断向西北的甘肃、青海等地扩展，使漠南蒙古各部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统一的局面。俺答汗向西北扩展的过程中，接触了藏传佛教(黄教)的同时，意识到了要使蒙古地区社会稳定统一，除了政治、军事力量之外，还需要思想精神寄托。于是1574年俺答汗派使臣赴西藏邀请格鲁派活佛索南加措来青海相见。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为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向安多、西康、青海等地传教。索南加措收到俺答汗的邀请，认为这是前往蒙古传教的最好机会，便接受了邀请。1578年索南加措与俺答汗在青海湖东面仰华寺相晤。此次，索南加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为转轮王，彻辰汗为聪慧汗王)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加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瓦齐尔为金刚，达喇为救世，达赖为大海)尊号。从此黄教首领被称为“达赖喇嘛”。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它导致了佛教在蒙古地区再度兴起，黄教开始传播于蒙古地区。
1586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应俺答汗长子僧格都古楞之邀请，到呼和浩特讲经传法。1587年俺答汗去世，索南加措与蒙古各部汗王共同参加了俺答汗的葬礼，并按照佛教仪式进行火化。借此机会索南加措向各汗王传播佛教教义。1588年索南加措在蒙古地区圆寂。1589年僧格都古楞的长子苏密尔岱青台吉得一子，是三世达赖索南加措之转世灵童，被誉为四世达赖，命名云丹加措。达赖喇嘛在蒙古地区转世，对佛教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7世纪初，清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大力宣扬黄教，在蒙古地区建立了7个喇嘛旗。这些喇嘛旗除宗教事务外，一切行政、司法等事宜均由喇嘛旗行使，成为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佛教的代言人喇嘛享有很高的地位。
自从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王公贵族和清朝政府大力宣扬佛教教义，在漠南漠北建了众多的寺庙。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记载：“19世纪时，在内蒙古地区共有一千二百多座寺院和喇嘛庙……在外蒙古则共有七百多座寺庙。”[4]
由于建立了大量的寺庙，蒙古喇嘛的人数不断增加，喇嘛们不仅接受了藏文佛教经文，而且把一部分经文翻译成蒙文。1628—1629年间，在林丹汗的诏令下，完成了一百零八卷本的大藏经《甘珠尔》的蒙译工作，并于1742—1749年间完成了225卷本《丹珠尔》的蒙译工作。从而不仅促使了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迅速传播，而且促进了蒙古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蒙古僧侣中涌现出一大批佛教文人。他们精通佛教教义，通晓哲学、天文、地理、医学、史学、诗学等多种学科。于是从17世纪时，在蒙古地区掀起了文化高潮。这一文化高潮不仅涉及到宗教经文的翻译和编写，而且对撰写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丰富历史内容的世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16世纪至20世纪中叶，随着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黄教几乎成了蒙古族的全民宗教，其渗透力极强，几乎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人致力于宗教职业，僧侣界人数占蒙古族总人口的1/3。从而不仅妨碍了人口的增长，而且削弱了蒙古民族的斗志。加之各寺庙进行频繁的宗教活动，导致了非生产性消费的增大，阻碍了蒙古地区经济的发展。
注解：
[1] 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第28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前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第296页，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稻叶正就《萨迦巴世系〈红史〉中的一章》，载《东洋文库论丛》第2卷，第108页，1963年。
[4] 图齐·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第353页。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