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源流》是蒙古文史学名著《诸汗源流宝史纲》(Qad-un ündüsün-ü erdeni-yin
Tobci)的清代汉译本的简略书名。该书广为传抄，影响很大，被誉为蒙古古代三大名著之一，是蒙古族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蒙古源流》作者萨冈彻辰，出身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有“彻辰·洪台吉”和“额
尔克·彻辰·洪台吉”称号。他出生于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父亲巴图·洪台吉，祖父斡勒泽·亦勒都赤·答儿罕·把阿秃儿，曾祖父则是著名的忽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他们的家族属于达延汗第三子巴儿速孛罗惕的长子衮必里克济农一系，其四世祖那木·塔尔尼·豁阿台吉作为衮必里克的第四子，分封到别速惕和忽兀慎(乌审)部落，属鄂尔多斯万户的右翼。从忽图克台到萨冈，一直驻牧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部一带。萨冈家世显赫，其曾祖忽图克台能文能武，曾在元代《白史》的基础上，参照他本，撰成一部《白史》而闻名于世。萨冈彻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18岁便作为鄂尔多斯万户三位代表之一，参与同土默特万户代表共议政事的活动。他又以“六万户中首行佛教之人的后代”，在11岁时便袭其曾祖父“彻辰洪台吉”的称号。蒙古林丹汗(1604—1634年在位)经鄂尔多斯西迁时，萨冈彻辰与鄂尔多斯额林臣济农(副汗)一同加入林丹汗队伍西迁。当林丹汗迫近灭亡时，他主动与脱离林丹汗的一支察哈尔人联系，然后劝济农共同行事，一齐返回原牧地，使部落得以保留，为此济农赐给他“答尔罕”称号。当他30岁时，林丹汗病死(1634年)。1636年，漠南蒙古诸部成为新的满清王朝的臣民。1649年，鄂尔多斯被分为六旗，额林臣济农被封为多罗郡王，驻左翼中旗(今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前身)，萨冈所在家族被划入右翼前旗(今乌审旗前身)。但萨冈未被留任该旗首领，中年以后可能专心著作，到59岁时完成了《蒙古源流》这部巨著。
《蒙古源流》完成于1662年，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该书篇幅宏大，根据内容特征，可划分为七大部分：
一、宇宙生成、人类起源。
二、印度王统史。
三、西藏王统史。
四、蒙古汗统史。
1.从孛儿帖赤那到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历史；
2.成吉思汗的一生；
3.窝阔台汗至元惠宗妥飀帖睦尔的汗统史；
4.元惠宗退回蒙古草原至林丹汗败亡的汗统史；
5.达延汗诸子的分封；
6.巴儿速孛罗惕一系的历史(自1532年衮必力克即济农位至1634年额林臣重即济农位止，侧重于鄂尔多斯万户和土默特万户)。
五、满洲皇统史(努儿哈赤至康熙帝即位)。
六、跋文。
七、79节格言诗。
另外，书中还插有汉朝至金朝末年的汉地皇统简史和明朝的皇统简史。
该书遵循17世纪蒙文史书所通用的印、藏、蒙一统相承的叙述模式。第四部分蒙古汗统史是全书的中心内容，而元惠宗退回蒙古草原以后至清初的历史(即明代蒙古史)，是全书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自己所属的巴儿速孛罗惕一系(主要是鄂尔多斯万户和土默特万户)的历史着墨最多，叙述也更详细。
《蒙古源流》的史源文献很丰富。在该书的正文和跋文中共提到十四种文献。这些文献是：(1)本义必用经；(2)妙见花蕾史；(3)宣示因果本原之红册；(4)沙儿巴忽秃黑图所撰诸汗源流史；(5)名为照亮诸贤心扉之花坛的汉书；(6)十善福白史；(7)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8)金光明经；(9)佛法数史；(10)参照《佛示无垢女子预言之导引经》所撰旧经；(11)妙见花蕾书；(12)红册；(13)佛嗣赞词疏解经；(14)善说宝藏等。这些文献中的第(2)和第(11)，第(3)和第(12)有重复的可能。萨冈彻辰所依据的史料远不止这些，还利用了当时的家谱及其他蒙古史史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间接地利用了《蒙古秘史》更是不容置疑的。
《蒙古源流》作为蒙文史书三大著作之一[2]，其史料价值一直得到充分的肯定。书中的元末至清初的蒙古历史是全书的重点，内容丰富，叙述详细，是最具史学价值的部分。该书的史学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
(2)详细记载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
(3)提供了达延汗诸子名号及其属部之名；
(4)真实、生动地描述了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
(5)记录了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
(6)反映了明代蒙古社会组织、部落变迁、经济状况、阶级状况、阶级关系、思想意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此外，书中蒙元时期部分的历史记载也值得注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蒙古源流》是一部编年史，具有草原史书的风格，并且佛教影响贯穿全书，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观念强烈。比较其他同时代的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的史书编撰技能趋于成熟，趋向规范化。
《蒙古源流》的版本之多和流传之广，是其他蒙文史籍所不及的。仅蒙文抄本和木刻本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十多种，分别藏于呼和浩特、北京、沈阳等地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国。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外喀尔喀蒙古王公成衮扎布将家藏的一种抄本呈献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下令将其依次译成满文和汉文，由此而产生了“故宫精钞本”。后将此本交武英殿刻版印刷，被称作“殿本”。“殿本”的蒙、满、汉三种本子传到国外而形成“海外本”。“殿本”汉译本译自满文，满文又译自蒙文，在满译过程中有大量错译，最后影响到汉译本。
流传于蒙古地区的蒙文本，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两大系统。一个以库伦本为代表，另一个以殿本为代表。其中库伦本优点较多，它不仅内容完整，用字古老，字迹工整清晰，而且保存得也相当好，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佳本子。
20世纪以来，一批依靠新印刷术出版的本子先后问世。1905—1906年，日本人内藤湖南从沈阳故宫获得所藏满蒙文殿本《蒙古源流》后，制成晒蓝本带回日本。1936年北京文殿阁书庄影印再版了施密特本。1955年，德国学者海涅什在柏林出版了库伦本的影印本。1959年、1967年，他又在威斯巴登先后出版了蒙文殿本、蒙文故宫精钞本的影印本。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由柯立夫编辑、田清波作导言的三种本子的影印本。1962年，呼和浩特出版了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阿勒黑苏勒德本的影印本。
除此之外，国内外还出版了众多的校勘本和音写本。自乾隆年间译出满文本、汉文本后，至20世纪9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不少其他文种的译注本。在国外，施密特的德文译注比清代汉译本仅晚50多年，为西方学者认识《蒙古源流》创造了条件。1940年，日本学者江实，在东京据满文本译成日文出版。1964年，美国学者克鲁格，在布鲁明顿出版了英译注本。1981年，韩国学者崔鹤根，在汉城出版了第一部朝鲜文《蒙古源流》。1981年，内蒙古学者道润梯布，在呼和浩特出版《新译校注〈蒙古源流〉》。1997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乌兰，发表了《〈蒙古源流〉研究》一书，书中以库伦本为底本，参照其他16种版本，对《蒙古源流》一书的全文作了拉丁文音写，并作了汉译和校勘注释，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研究成果。
《蒙古源流》传播甚广，研究者层出不穷。写于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蒙古源流》条，可以说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述。此后，中外学者展开了对《蒙古源流》的研究，成果累累，不胜枚举，是继《秘史学》之后的又一个研究热点。
注解：
[1]
《蒙古源流》一书的介绍，基本上参照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一书(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1997年4月印行的博士学位论文)前言部分。
[2] 蒙古史书三大著作的其他两部是《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纲》。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