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畏吾体蒙文的完善
畏吾体蒙文是蒙古民族最初使用的文字，而且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蒙古民族文化的载体和蒙古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从有明确文字记载畏吾体蒙文的产生到今天的近800年时间里，畏吾体蒙文经历了由早期的用纯粹畏吾体字母记录蒙古语的阶段发展到具有
完善的正字法规则、字母数量合理、书写便捷的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文阶段。
早期的畏吾体蒙文字母直接来源于畏吾文字母，所以其笔画结构、拼写规则同畏吾字基本相同。随着畏吾体蒙文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大量译写经书的实践，产生了对畏吾体蒙文进行研究和改进，使之更加适应蒙古语言特点的需要。
最早对畏吾体蒙文进行研究的是13世纪西藏萨迦派法主萨思迦·公哥监藏。他于1244年应蒙古诸王阔端的邀请北上，于1246年到达阔端的驻地西凉府，第二年谒见从漠北返回的阔端，受阔端之命，给藏区僧俗领主写了劝降信，于是乌斯藏归降了蒙古。他死于1251年。据研究，他的著作《心箍》完成于1246—1251年之间[1]。他首次根据蒙古语音特点，对畏吾体蒙文字母作了归纳，提出阳性、阴性、中性之音的学说。其方法明显受到梵文、藏文音节字母的影响。他记录了蒙文7个基本元音和17个辅音，共24个蒙文字母[2]。
接着，畏吾高僧搠思吉斡节儿于1305年写出一部著名的蒙古语文研究著作——《心箍》(
irüken-ü
toltu)。这是蒙古文字研究史上的第二部同名著作，其影响很大，对蒙古文字学、语法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为元朝的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还翻译过许多佛经，最著名的有《入菩提行经》。大量的翻译实践和对畏吾字及畏吾体蒙文的深入理解，使他有可能撰写一部专门学术著作，以解决畏吾体蒙文在其初级阶段记录蒙古语言方面的许多问题。当时的畏吾体蒙文字母比畏吾文字母只多一个字母(P)。他把这些字母归纳起来后，按藏文音节字母的规律，给每个辅音字母搭配七个基本元音，再加几个独立字母，从而形成了116个音节字母。这个音节字母表得到蒙古文人的认同，一直应用到今天。
他认真观察和研究了蒙古语音规律后，制定了基于元音和谐规律之上的正字法规则，首次提出了在一个词中不能同时出现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而中性元音则可以加入阳性、阴性元音的词中；一个音节必须由一个元音为主而组成，没有元音就不能成为一个音节，所有辅音字母中只有11个辅音可以成为音节收声字母。在阳性词中γa、qa、γ可以加入，在阴性词中则为ge、he、g。以此为基础，进而制定了蒙古文连词成句法、正字法和正确认读法。
在连词成句时将会发生语法变化。当名词同其他词结合时所出现的语法范畴，他确定为“格”，并归纳出八个格。这些“格”的范畴，至今还有其指导意义。
以上两位学者的著作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清朝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乌珠穆沁人丹津达克巴，在他所著的《蒙文启蒙注释正字苍天如意珠》一书中，对上述二位学者的著作作了介绍，这样才使后人对两部《心箍》的内容有所了解。
元朝灭亡后，蒙古本土进入纷乱时期，蒙古文字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到15世纪80年代，达延汗即位，开始统一蒙古各部，蒙古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形势。到了林丹汗(公元1592—1634年在位)时，蒙古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完成了《甘珠尔经》的翻译工程，撰写了多部蒙文史书。这个时期，畏吾体蒙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成为音节完备，字形规范，具有完整的正字、正音法则的能够充分表达蒙古语法变化的文字体系。
17世纪初，伴随着翻译《甘珠尔经》的过程，班第达贡嘎敖斯尔又撰了一部《心箍》，以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正字法和字形方面的诸多问题。他的这部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只是在其他蒙古文字学著作中载其片断。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他于1628—1629年间领导并完成了《甘珠尔经》的蒙译工程，他的这部《心箍》则起到了蒙文书写的规范作用。
到了18世纪，蒙古族在清朝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康熙年间(公元1720年)重新审定蒙文《甘珠尔经》，并木刻版行。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蒙古学者们又奉雍正帝之命，开始翻译《丹珠尔经》。1742年首先出版了《丹珠尔经》的名词术语词典《贤哲生成之源》，然后在章嘉呼图克图绕勒白多尔济的组织领导下，集合大量学者修订旧译稿，新译从未译过的大量著作，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公元1742—1749年)全部译完《丹珠尔经》共226卷。
在蒙古文字大量应用的过程中，畏吾体蒙文需要不断改进，以增强其功能。同时，随着蒙古语言的不断发展变化，蒙古文字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化。18世纪，有不少蒙文研究成果问世。清雍正年间，乌珠穆沁学者丹津达克巴著有《蒙文启蒙注释正字苍天如意珠》一书，系统地总结和继承了14世纪语言大师公哥监藏和搠思吉斡节儿的研究成果，阐述了蒙古书面语的原理。该书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它的核心内容。作者归纳出123个蒙文字头，分为元音、辅音和结尾辅音，并把元音字母分为阳性、中性和阴性，解释元音和辅音结合的规律，说明蒙古语静词的格及其意义，提出了蒙文规范化的标准。此后不久，乌喇特人毕力衮达赖也撰写了《蒙文授业启示》，进一步阐述了搠思吉斡节儿的蒙文原理。1780年，蒙古正黄旗卓特氏敬斋公编写了《满蒙汉三合便览》辞典，为此还撰写了导言《蒙文指要》，由其子秀升富俊刊行。书中对蒙古语音、正字法及语法作了研究和解释，还增列了记录汉名的字母，为蒙古文字母的完整化作出了贡献。
公元1828—1835年间，归化城土默特人格拉桑撰写了一部蒙古语法名著《蒙文全释》，公元1835年在北京嵩祝寺初次木版刊行。这部著作，在蒙文正字法、正音法、语法、词汇学、修辞学、语音学研究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正字法、正音法方面，根据蒙古文字同实际口语之间形成一定距离的特点，详细解释了如何正确书写和拼读词根、词缀等问题。这部著作内容广泛，解释准确，比《蒙文启蒙注释正字苍天如意珠》、《蒙文指要》等前进了一大步。公元1828年，阿拉善学者丹达尔完成一部《善说蒙文原理语饰》，以木版、石印、铅印的形式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该书的主要内容有蒙文字头表及其解释，蒙古文字历史，蒙古文字种类，蒙古文结构及其读音，连词法等。
到了19世纪，近代蒙古文基本定型，同古代蒙古文(即畏吾体蒙古文)有了一些不同。(1)1630年后，字母
［d
］和
［j］有了区别；(2)字母
［d］定型为
，词首的
表示［t′］和［t］，词中则用
表示上述两音，词尾通用
；(3)表示以［ɑ］、［
］、［n］、［t］结尾的竖写后捺(直译为尾巴)改为向后横写；(4)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记录借词的字母，区别了一些字母的读音；(5)表示两个字母的
［d
］、［t∫］，被区别为
［d
］和
［t∫］。(6)词尾部位的辅音后面的［ɑ］、［
］元音有了区别等。
有清一代，由于蒙古民族同其他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出现了大批精通蒙、藏、汉文的蒙古族学者。他们编写了不少辞典，为蒙古语的词汇积累、蒙古语的发展、蒙古文字的规范定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蒙古文字发展到我国解放的新时期时，基本完成了现代蒙古文的过渡，成为蒙古民族重要的交际工具。
解放后，蒙古文字的应用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语文工作者的努力，在文字接近口语、成为广大群众日常使用工具、减少文盲比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正字法方面，尤其将词缀写法接近口语方面的进展，使蒙文普及的进程得到了加速。拼写汉文人名、地名时，也有了一套书写规整、读音准确的字母体系。现代蒙古文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附蒙古文字母表)
注解：
[1] 详见乌·满达夫《蒙古语言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
[2] 沙·罗布桑旺丹《近代蒙古语》，乌兰巴托，1967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