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命国师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元代曾称做“蒙古新字”，后来又改称“蒙古字”。到了近现代，根据创字者的名字称为“八思巴字”，有时也根据该字形状而称为“方体字”。
八思巴(
Ph
aɡspa)是元朝第一任国师罗古罗斯·监藏(Blo-ɡros
Rɡyal-mchan)的尊号，义为“圣者”。《元史》载：“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1]八思巴制蒙古新字的时间是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颁行时间是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在颁行时，忽必烈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记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2]可以看出，忽必烈命造蒙古新字，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蒙古汗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国，尤其中原的平定，为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如何统治偌大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问题。尽管有汉文和畏吾体蒙文通行，但较之辽金等北方民族，仍觉得有需要创造一种能够代表元朝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字”，以推行忽必烈皇帝的“文治”。另一方面，忽必烈并不认为畏吾体蒙文为纯粹的蒙古人的文字，而称它为“畏吾字”。畏吾体蒙文尽管有其先进的一面，但也有表达语音不准等缺点，更不能用这种文字来满足“译写一切文字”的需要。
八思巴字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所以并不是完全新造的文字体系。由于是拼音文字，而且有40多个字母，所以能够较准确地记录各种语言。尤其在使用该文字系统来记录各种语言的过程中，增补了近10个专用符号。根据现有资料得知，八思巴字除了记录蒙古语外，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确实发挥了“译写一切文字”的作用。
八思巴字字母表
八思巴字字形上近似于藏文，但在书写行款上同于畏吾体蒙文自左至右上下直行书写款式。书写单位是音节，所以在书写蒙语时不易辨别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不像畏吾体蒙文那样以词为书写单位，这一点则更像藏文。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它不仅没有很好地完成记录蒙古语的任务，同时也受到汉语文的排斥，没有获得真正“国字”的地位。
有元一代为了八思巴字的推行，元朝采取了设学校，减免赋役，优先擢用等措施，有时还强迫命令官吏在百日之内学习掌握“蒙古字”。靠这种行政手段的支持，八思巴字在元朝境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行，甚至在其他宗主汗国内也有应用。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现的写在桦树皮上的八思巴字文献便是金帐汗国时期的遗物，是至今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献分布的最西界[3]。元朝灭亡后，八思巴字的使用也就停止了，随之便成为死文字。
在100年左右的通行过程中，留下了不少八思巴字文献资料。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除有元代圣旨及官方文件，碑刻、印章、牌符、钱钞等外，还有《萨加格言》蒙译本残页、《蒙古字韵》、《百家姓蒙古文》等文献。就所译写的语言而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这些文献资料，不仅记录了当时的语言事实，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成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元史》记载八思巴字有41个字母，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一书中说有43个字母。根据著名的八思巴字研究专家照那斯图的统计，八思巴字最基本字母实有41个，再加上一些后增字母，共56个(附八思巴字总字母)。
八思巴字拼写规则与藏文拼写相仿，凡辅音在音节之首或自成音节时，都自然带有元音［a］，只在译写藏字时才有例外。如果在一个辅音字母下加接其他元音符号时，［a］音便自行消失而由其他元音代替。元音后再加字母时都作辅音收声。
八思巴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许多人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成就。国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照那斯图研究员，著有《八思巴字资料》、《论八思巴字》等论著；内蒙古大学教授包祥、亦邻真释读了若干八思巴文碑文；国外有芬兰的阿尔托，法国的沙畹，英国的克劳森，德国的海涅什，苏联的龙果夫，美国的鲍培，匈牙利的李盖提，日本的中野美代子等专家学者。
注解：
[1] [2]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3]
详见P.阿尔托《方体字碑刻铭文》(德文)，载《东方学手册》阿尔泰学部蒙古学篇，莱登—科隆E.J.Brill出版社，1964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