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塞北草原上的著名城市
(一)哈剌和林
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命汉族工匠在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东岸建筑都城，以“哈剌和林”为城名。哈剌和林(Qara-qorum，突厥语“黑岩团”之义)故址在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是蒙古汗国时期的首都
，元朝岭北行省治所。明初，元惠宗(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昭宗)继位，退据哈剌和林，史称“北元”。15世纪初期，由于蒙古贵族之间相互争战，哈剌和林城逐渐废弃。
哈剌和林城南北约2公里，东西约1公里。据当时到过哈剌和林的法国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记述：“城里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萨拉森人(Saracens，意指伊斯兰教徒)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它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坐落在城市的最末端)。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1]
和林城万安宫遗址前石龟
窝阔台在哈剌和林城内建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史载：“七年(公元1235年)乙未春，城和林，作万安宫。”[2]万安宫坐落在城内西南隅，有宫墙环绕，周约1公里。据鲁不鲁乞描述：“这座宫殿像一座教堂，中间有一个正厅；两边，在两排柱子外面，各有一条走廊，在南面有三座门。在中间的门里面，树立着那棵银树。大汗本人坐在北面一块高起的地方，因此他可以被每一个人看到。有两条阶梯通向他的坐处，把他的酒杯奉献给他的人从一条阶梯走上去，从另一条阶梯走下来。在银树与阶梯之间的地方是空着的，司膳官站在那里，带来礼品的使者们也站在那里。大汗坐在那里，像一个上帝。……”[3]
1948—1949年，前苏联和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者，曾经对哈剌和林城遗址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从1983年开始，蒙古国的蒙古学者再次对哈剌和林遗址进行发掘，重点是挖窝阔台的宫殿，即遗址的主要部分。考古资料表明，窝阔台宫殿的建筑风格，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宫殿屋顶上绿瓦的檐瓦盘是用浮雕的蜿蜒的巨龙装饰的，这条巨龙是在绿色底子上用灿烂的金色突出表现出来的。……窝阔台宫殿的宽凹檐瓦带有花纹的近似三角形的流水檐，其上饰有浮雕的龙，龙本身是金黄色，底子是绿色的。”[4]“从手工作坊鳞次栉比的市中心及东城门一带和窝阔台汗建造的宫殿里的出土物表明，市中心是该城最为繁华的地区。这里的文化遗迹地层达六米多，内有数层中国式建筑房屋的废墟积层。文化遗迹积层中有各种不同的物件，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陶器，有的是残片，有的完整无损。在哈剌和林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暗灰色陶土制作的普通陶器外，还广泛使用涂有彩釉的精美陶器。”[5]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先后在哈剌和林建立了寺院和庙宇。1235年，窝阔台建筑和林城时，在城内建有道观，命全真道首领尹志平、李志常选择有德行的道士到和林担任主持[6]。与此同时，和林城内也开始兴建佛寺[7]。公元1247年，窝阔台第四子合剌察儿延请中都(今北京市)著名佛教大师海云到和林，住在太平兴国寺。次年，定宗贵由(窝阔台长子)也将嵩山少林寺名僧福裕请到和林[8]。宪宗蒙哥时期(公元1251—1259年)，在和林大兴土木建造佛寺，以福裕主其事[9]。公元1256年在和林兴建的大佛阁，高达100米，其旁建有僧房五间，规模巨大，气势雄伟，俗称“大阁寺”[10]。元惠宗在公元1368年退出大都(今北京市)之前又重修大阁寺，赐名“兴元阁”[11]。
主持兴建和林城工役的是河北宣德(今宣化县)人刘敏(刘德柔)，他所部山东十路、山西五路的两个总管府汉族工匠和西域工匠五百人，为窝阔台“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闱司局”[12]。和林城的建设，从公元1235年开始，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公元1251年蒙哥罢筑和林役者时，被罢的工匠也有1
500人。可见参加修建和林城的工匠为数极多。
窝阔台建成和林城之后，又在和林北七十余里之处筑扫邻城迦坚茶寒殿，作为他春季游猎时的行宫；在和林城南三十里之处筑图苏城迎驾殿，作为从冬营地汪吉河(今翁金河)回和林途中的驻跸之所[13]。
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升开平(在今内蒙古锡盟正蓝旗东)为上都，次年又升燕京为中都(后改称大都，今北京市)，蒙古汗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及中原汉地，哈剌和林的地位由都城降为北部边防重镇，元朝于其地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和林行省或和林省)统辖北边诸地，并置和林路为行省治所。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岭北行省或岭北省)，和林路改名和宁路。此后和林虽失去都城的重要地位，但在长时期内仍为漠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注解：
[1] (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第2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元史》卷二《太宗纪》。
[3] 《出使蒙古记》第195页。
[4]
(前苏)C.B.吉谢列夫《中国瓦当史略述》，载《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3期，译文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九辑。
[5]
(前苏)Л.A.叶甫邱霍娃：《哈剌和林出土的古代中国陶瓷》，载《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3期，译文见同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九辑。
[6] (法)沙畹《蒙古时代之汉文诏书和碑铭》，载《通报》，1908年。
[7] 耶律楚材《和林建佛寺疏》，见《湛然居士集》卷十四。
[8] 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见《雪楼集》卷六。
[9] 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10][11]许有壬《敕赐兴元阁碑》，见《至正集》卷四五。
[12] 元好问《刘德柔先茔神道碑》，见《遗山集》卷二八。
[13] 参阅《元史》卷二《太宗纪》及卷五八《地理志》一。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