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及对蒙古等地区的统治，在清朝初年（崇德三年，公元１６３８年）把原先设立专管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理藩院是办理有关蒙古、维吾尔、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它把从“后金”天聪二年（公元１６２７年）至康熙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９６年）为处理蒙
古事务而颁布的１５２条法令汇编成集。乾隆五十四年（公元１７８９年）在此基础上又汇编成２０９条，名为《理藩院则例》。嘉庆十六年（公元１８１１年）理藩院尚书庆桂奏请修改，经三年共汇成５２６条，先后用汉、满、蒙三种文字刊行。内容包括有关蒙古的行政、军事、会盟、朝贡、封爵、设官、刑罚等。这些“则例”实际上就是法律条文。正如《理藩院则例》规定，理藩院的职权是：“掌外藩之政令（行政、立法、军事），制其爵禄（封爵、设官、俸饷），定其朝会（朝贡、会盟），正其刑罚（司法、监察）。”[1]其中关于蒙古王公贵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种种特权的规定，反映了这个《则例》属于维护封建贵族阶层特殊利益的法规。此外关于清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许多禁令，反映了满族统治者对被统治的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防范和戒备。对于一般牧民则严刑峻法，以树立和加强蒙古王公贵族的权威，并保持蒙古地区封建秩序的稳定。故对于王公贵族的犯法都处置较轻，而对于一般牧民的犯法则从严惩处。等级划分和阶级界限十分鲜明。
《理藩院则例》中属于刑法范围的计有：名例、盗贼、疏脱罪囚、发冢、违禁采捕、人命、失火、犯奸、略卖、杂犯、审断等项。
《理藩院则例》中的“名例”，相当于刑法总则，规定了处理案犯的一些基本准则。例如，“国初定，边内人在边外犯罪，依刑部律；边外人在边内犯罪，依蒙古律。”这就使执法官府在处理不同地区犯罪案件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又如，“凡罚以‘九’论者，马二，犍牛二，乳牛二，
牛（二岁牛）二，
牛（三岁牛）一。以‘五’论者，犍牛一，乳牛一，
牛一，
牛二。”这项具体规定，为科罚牲畜提供了法律依据。再如“凡首告者，于所罚牲畜内，取一半给之”。尤其是对蒙古王公、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犯罪时罚牲罚俸的法律条文更为详细，给执法官府带来很大方便。
惩治盗窃犯罪是《理藩院则例》的重要内容。在“盗贼”项内，对各种盗窃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各级官员属下犯罪，也要科罚所管官员。例如，“外藩蒙古各旗佐领下有为盗者，该佐领罚二九，骁骑校一九，领催七头，十家长鞭一百、罚一九。”“八旗游牧察哈尔蒙古人为盗被获二次者，该总管罚三九，副管及佐领各罚二九，骁骑校、领催、十家长等均照外藩例科之。牧场人为盗，其牧长亦照佐领治罪。”又规定，“王、贝勒等讳盗者，无论管旗不管旗，各罚俸一年，无俸之台吉，各罚五九。”对抢劫犯要给以严惩。例如，条文规定，“凡官员庶人伙众，或一二人行劫致杀人者，不分首从斩枭，伤人已得财产，不分首从斩决，妻子畜产皆没籍，给付事主。”
《理藩院则例》中的“疏脱罪囚”，主要指死罪犯人的脱逃问题。一是因管理官员失职而致使罪犯脱逃：“死罪犯人脱逃者，收管官罚三九，骁骑校革职，罚二九，领催鞭一百，兵丁鞭八十。”二是对抢劫死罪犯人者的惩处：“劫夺死罪犯人者，不分首从皆斩，劫夺非死罪犯人者，为首人罚三九，余人各罚一九。”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又将一些新的犯罪条例在《理藩院则例》中作了补充规定，“发冢”、“违禁采捕”即属于这种条例。“发冢”指盗墓，例如，“发掘王、贝勒、贝子、公等墓者，为首一人拟斩监候，妻子家产籍没，余人各鞭一百，罚三九。”同时，对盗窃官员、庶人的墓葬也都有不同的处罚。关于违禁采捕，例如“私向禁地盗采人参者，为首拟斩监候，妻子家产牲畜并所获皆入官，为从鞭一百，家产牲畜并所获入官，妻子免其籍没。”禁地往往是皇室的游猎区，所以对违禁采捕者的处罚是很重的。
关于伤害罪，《理藩院则例》的“人命”项内有许多具体规定，入关前，主要以科罚牲畜为主。例如，“国初定，外藩蒙古斗殴致伤人目，折人手足，致成残疾者，罚牲畜三九，平复者罚一九。伤孕妇致堕胎，及殴损人牙齿者，各罚一九。断人发辫及帽缨，或以鞭杆殴人者，各罚牲畜五。互殴有伤，相等者无罪。”入关后，主要以实刑为主，或者实刑与科牲并重。例如，“顺治十五年
（公元１６５８年）题准，斗殴伤重五十日内死者，将殴人之犯拟绞监候。又题准，夫故妻者，拟绞监候。”康熙六年（公元１６６７年）规定“奴仆弑家主者凌迟”。
犯奸罪是《理藩院则例》刑法的重要内容。顺治十三年（公元１６５６年）规定，“王等奸人妻者罚九九，贝勒、贝子、公等罚七九，台吉官员庶人等罚五九，均给与本夫。以他人之妻为妾者罚三九。与主母私通者，奸夫凌迟，奸妇斩决，将奸夫妻子没为家奴服役。”
《理藩则例》中的“略卖”，指的是诱骗罪。康熙二十二年（公元１６８３年）规定，“凡蒙古人将内地男妇子女诱骗贩卖或为妻妾奴婢者，不论良贱已未卖成，如被诱之人不知情，将为首诱人者拟绞监候，为从者鞭一百，罚牲畜三九，被诱之人不坐。若被诱之人知情，为首鞭一百，罚牲畜三九，为从及被诱之人均鞭一百。”
清代治理蒙古刑事的官衙，中央是理藩院理刑清吏司，在地方则是蒙古旗各部的“旗”，旗札萨克（旗长）有刑事案件的审理权。关于蒙古刑案的审理程序，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１７７４年）六月理藩院奏准定例，蒙古各部凡有刑事案件，必须先在该旗札萨克、王、贝勒处呈控；倘有负屈，许令在盟长处呈控；如盟长等不秉公办理，可列理藩院呈控，由理藩院详核案情，或仍交盟长等办理，或差派大臣办理，酌议具奏请旨。[2]在一般情况下，按旗、盟、理藩院逐级审理，不得越级呈控，否则将受到处罚。
总之，《理藩院则例》比《蒙古律例》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备，它继承和发展了蒙古族历史上的刑法制度。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增加了许多清朝的法典内容。因此，它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反映清朝统治蒙古族和蒙古地区的法典。
注解：
[1]
《理藩院则例》最早的版本是乾隆朝内府抄本。嘉庆十六年（公元１８１１年）理藩院重新编纂则例，嘉庆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１７年）刊行汉文本，不久满、蒙文本亦陆续问世。现在较为常见的汉文本《理藩院则例》，有海清阿等修纂的道光六年（公元１８２６年）刻本，文康等续修的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刊本，均为六十四卷。此外还有清末民初刊印的《理藩院则例》。
[2] （光绪朝）《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四二；（乾隆朝）《蒙古律例》卷八。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