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勒坦汗法典》
阿勒坦汗（明译俺答汗），生于公元１５０７年，卒于１５８２年，是明代蒙古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漠南蒙古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蒙汉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出现了安定和平的局面。阿勒坦汗晚年从西藏引进黄教（通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对蒙古社
会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勒坦汗为了加强统治，很注重法制建设。明人的史书上说：“听我（指明朝）降人之议，以大明律绳其下。”[1]隆庆五年（公元１５７１年），阿勒坦汗制定了《初受顺义王封立下规矩条约》，共１３条，规定了杀人、盗窃、伤人、逃亡等项的处理办法，以赔偿牲畜为主要处罚手段[2]。约在公元１５７８年至１５８２年间，阿勒坦汗制定了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即《阿勒坦汗法典》[3]。
《阿勒坦汗法典》共分十二部分。（１）前言。（２）人命案子１０条。（３）致人伤残案子１０条。（４）窃盗案子３２条。（５）夫妻家庭纠纷案子１５条。（６）主奴纠纷案子５条。（７）有关尸体及传染病案子６条。（８）关于抗灾保畜事项１０条。（９）关于保护野生动物事项７条。（１０）关于扶助救济他人事项５条。（１１）关于使臣公差１０条。（１２）叛逃案子４条。全部法典总计１１５条条文。
在“前言”中，肯定了黄教的地位：“如今《佛教经典》似盘结坚实，汗的《法典》似圣旨般威力强大。”可见阿勒坦汗利用宗教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思想工具。各地的蒙古首领和臣民必须遵守执行这一《法典》，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法典》刑罚的主要内容是罚畜，罚畜数以九计，分为罚“五畜”、“九畜”，“罚牲畜一九”至“九九”之数不等。“五畜”为“牛、马二头、匹，绵、山羊三只”。“九畜”则为“马二匹，牛二头，绵、山羊五只”。《法典》慎用死刑，即使杀了人，也用杖刑或罚畜代替处死。这些规定符合游牧生产方式，牲畜是牧民最主要的财产，罚畜不仅剥夺了犯罪者的生产资料，也剥夺了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这可谓是最严厉的惩罚。
刑罚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顶替”，即“赔偿损失”的意思。例如在“人命案子”中，“杀人者……以一人顶替”。因为被害人死亡后，被害人家庭即丧失一个劳动力，所以杀人者必须“以一人顶替”被害人家庭的损失。除以人顶替外，还规定用牲畜顶替。例如在“致人伤残案子”中，“致他人眼瞎者”或“打落他人牙齿者”，均“以一人或一驼顶替”。在“窃盗案子”、“主奴纠纷案子”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法典》关于“窃盗案子”的规定，非常具体。窃盗财物、马、牛被视为重罪，要“以一人顶替，罚牲畜九九。如无力顶替及缴纳罚畜时，即没收其眼前的全部财物”。对于盗窃不同实物者，处以不同的刑罚。例如“盗马鬃，罚九畜；盗马尾，罚牲畜三九；盗牛尾，罚五畜”。“盗窃碗，罚牲畜六九，并以一人或一驼顶替。窃盗大量金银者，罚牲畜六九；少量者，罚牲畜三九。占用一间房屋者，罚九畜。”这些法律条文，对犯罪者的量刑提供了详细具体的依据。
《法典》关于“夫妻、家庭纠纷案子”，体现了维持家庭和睦关系的原则，有许多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例如“丈夫以锋利木石器打妻子者，罚牲畜三九，鞭抽、拳打、脚踢者，罚牲畜一九”。“丈夫揪妻子发辫者，罚五畜”。“父母哄骗女儿出嫁者，罚牲畜九九。女儿逃回家，无罪”。对妇女有污辱行为者，也要受到法律处罚。如“撕乱衣服者，罚五畜”。“掀开被褥者，罚牲畜三九”。“诱拐姑娘者，罚牲畜九九，并受杖责”。此外还规定“男女乱搞性关系者，罚牲畜九九”。姑娘不能重订婚约，男子必须履行婚约。
在“主奴纠纷案子”中规定，“奴仆致他人死亡者，抄没全部家资；如又犯盗窃罪，则处以死刑。”从这项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奴仆犯罪要比一般人犯罪处以更重的刑罚，主奴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显然，《法典》的宗旨是为了维护蒙古统治阶级的利益。
《法典》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反映了古代蒙古人规范狩猎行为的准则。禁止猎杀野驴、野马、黄羊、罕达犴、鹿、野猪、马鹿、青羊、麝、奔狍、貉、獾、旱獭，违者要受处罚。甚至“猎杀兔十只者，罚绵羊一只；猎杀五只者，罚山羊一只”。只有“捕杀小鱼、老鹰、乌鸦、喜鹊者无罪”。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法典》中关于扶助、救济他人的规定，奖励人们行善积德，提倡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规定“救护迷路儿童者，奖给好马一匹”，“如救护的是女孩，可奖给好骡马一匹”，“从水火灾难中救出一蒙古人者，奖给马二匹”，“从水火灾难救出一内地汉人者，奖给马一匹”。
《法典》关于抗灾保畜的规定，符合游牧经济的实际，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例如规定“绵、山羊群遭暴风雪失散时给予帮助者，可自每一畜群得尚好绵羊一只”，“救出遭狼袭击之绵羊群者，可自每一畜群得尚好绵羊一只以为奖励”，“从沼泽中或大火中救出骆驼者，按每头骆驼奖给好绵羊一只”，“救出牛群者，奖给牛一头”，“救出马群者，奖给马一匹”，等等。
《法典》有关“使臣与公差”的规定，主要用来维护驿站制度。如“殴打使臣者，罚五畜”，但“使臣先动手者，无罪”，“使臣行驶按照使臣行程者，奖给马一匹”，“使臣驶越马群或村落而停歇者”，则“罚马一匹”，但执行紧急任务的使臣例外。“使臣骑马赴［私］约者，赔偿物品二件”。“冒名顶替使臣者，以盗窃犯论处”。如果“拳打、脚踢使臣”或“用箭、刀伤害使臣”，则加重处罚。《法典》还规定，“违抗摊派驿马者，罚马一匹；驿马死亡，饲养、管理驿马者应予赔偿”；“抓回逸脱之驿马者，给予奖励和报酬”。
《法典》中“关于尸体及传染病案子”，主要是维护公共卫生道德、保护人身安全的规定。如“送尸体者返回后立即进入他人屋者，按人罚马”，“传染病患者至他人家中传染致人死者，受杖责，并罚牲畜九九。未传病者，罚具备全套马具的马一匹。因传染病致他人眼瞎者，受杖责，并罚牲畜九九”，等等。
总之，《阿勒坦汗法典》是明代蒙古一部重要的法典，它最具有塞北草原游牧文化特色。最大的特点是对盗窃罪的规定最为详尽，惩处以罚畜为主，极少科以实刑。同时注意保护孕妇和胎儿，鼓励发展人口，保护野生动物，维持生态平衡。这一《法典》不仅对明代蒙古社会有积极意义，对后来蒙古法令的制定也有深远的影响。
注解：
[1]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影印本。
[2]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3]
《阿勒坦汗法典》的蒙文版本至今没有发现。现在所见的是藏文速写译稿，藏于英国利物浦博物馆。１９７３年由德国学者拉·奥·麦斯扎勒（P.O.Mɑǔc
）发表在《中亚研究》第７期。１９７５年蒙古国学者毕拉（ug.bipa）译成斯拉夫蒙文（即新蒙文），发表在蒙古《科学院通讯》第３期。１９８３年暴彦奇格先生将法典条文译成汉文，发表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蒙古史文稿》第４期（１９８４年９月）。另有宝音先生译文（详见内蒙古大学潘世宪教授编《蒙古民族法典汇编》１９８４年打印本），本书引文据宝音译文。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