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章》的全名是《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一部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在元成宗（公元１２９５—１３０７年在位）时期，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世祖年号，公元１２６０—１２63年）以来的律令格例，《元典章》就是地方官吏抄录的一种坊刻本[1]。全书共六十卷，仿照《唐六典》体例编排
，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记事从中统年间开始至延七年（公元１３２０年）为止。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治二年（公元１３２２年）止。全书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共有８１门、４６７目、２３９１条。明代以来，《元典章》有多种传抄本。１９０８年，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民国年间，在北平（今北京）故宫发现了元刻本。１９７２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这部元刻本影印出版。
《元典章》记载大量的法律资料，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文化史都有重要的价值。这里仅从法令方面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在《元典章》中，收录了大量条画。所谓条画，主要指皇帝的诏敕和官府的条令。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诏书条画，二是新设官府条画，三是特定事项的条画。诏书条画，如《世祖皇帝登宝位诏书条画》、《中统建元诏书条画》、《成宗登宝位诏书条画》等。新设官府条画，如《立总管府新定条画》、《立洞冶总管府条画》、《立御史台条画》、《立各道提刑按察司圣旨条画》、《设立司农司条画》等。特定事项的条画，如《罪囚条画》、《教习蒙古文字条画》、《户口条画》、《省谕军人条画》、《整治钞法条画》，等等。在所有的条画中，有关特定事项条画的数量最多，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其条令十分清楚，便于各个官府具体实施。
《元典章》中篇幅最大的是刑部各卷，大量的案例和词讼文字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后人了解元代司法制度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忽必烈即位之初，尚没有制定自己的法令，审理案件时，经常引用金朝的《泰和律》作为依据。《元典章》中记载的许多“旧例”，主要就是指元朝以前的法律条例。例如，“送户部讲究得，唐律：‘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分另别籍’。又旧例：‘女真人，其祖父母、父母在日支析及令子孙别籍者听’；又条：‘汉人不得令子孙别籍，其支析财产者听。’”[2]这里的“旧例”，显然指《泰和律》。从旧例本身的内容来看，如“汉儿、渤海不在接续有服兄弟之限”[3]的规定与《泰和律》的条文相符。《元典章》中的一些法律条文直接援引唐律。这些情况说明，元初立法定制，往往师法唐、金。至元八年（公元１２７１年），元朝废除《泰和律》，“旧例”不再作为处理公事的直接法律依据。
《元典章》保存了元代许多法规和法令。比如大德六年（公元１３０２年）颁布的《强切盗贼通例》[4]，就是元代的一部重要刑事法规。它对徒刑的等级、服刑的方式等等，列成专条，作了具体的规定：“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决讫，然后发遣令属，带镣居役。应配役人，逐有金银铜铁洞冶、屯田、堤岸、桥道、一切工役去处，听就工作，令人监视。日计工程，满日疏放，充警迹人。”[5]这一量刑规定始为定制，一直沿用到元末。《强切盗贼通例》对流刑也作了初步规定，不过当时尚“不曾定到里数、并合流去处［是］何地所”等事》[6]。翻检《元典章·刑部》诸格例，大德六年以前的立法，在保留到延之后的全部立法中已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整个刑法体系已具有了更多的稳定性[7]。
《元典章》记载“诸恶”的案例，基本上就是唐、宋、金法典中的“十恶”，这是封建统治者最不能宽宥的大罪。在“诸恶”的每一罪名之下，都列举了若干具体实例。比如“恶逆”条下列有：驱奴砍伤本使、奴杀本使、奴杀本使次妻。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元代“十恶”罪行的具体情况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刑事犯罪中，杀人罪最为严重。《元典章》记载了各种杀人案例。其“诸杀”条中，就有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杀亲属、奴杀主等多种类型。比如在“谋杀”罪条下，列有因奸谋杀本夫、同谋药杀本夫、同谋勒死本夫、同谋打杀本夫、船上图财谋杀。
关于对贪赃枉法官吏的处置，《元典章》在“诸赃”条中，列有取受、侵盗、侵使、过钱、回钱、首赃等多种名目。其中有《赃罪条例》，还列举了一些案例，如“牧民官（即治民之官）受财断罪”、“犯赃官吏在逃不叙”，等等。这些史料都很有价值，可以加深对元代司法制度的理解。
关于刑事审判程序和审判方式，《元典章》也多有记载。在“诉讼”项内，列有书状、听讼、告事、问事、原告、被告、首告、诬告、越诉、代诉、折证等多种名目。尤其是对元朝特有的“约会制度”列举了许多案例，如诸色户计词讼约会、儒道僧官约会、医户词讼约会、乐人词讼约会、投下词讼约会，等等。
在元代社会中，蒙古刑法对汉族居民的刑法所产生的影响，在《元典章》中也有反映。比如，对偷盗牛马羊畜的蒙古人处以盗一赔九之罚。后来，汉人、南人偷盗头口，也“依著蒙古体例教赔九个”，盗猪也依偷盗牛马羊畜例处断[8]。按着蒙古法，“剜房豁车”（割破蒙古包或车帐）要处以重刑。这一刑罚原来只适用于偷盗“怯薛歹、诸色人等随从车驾及野处行营之家”的罪犯，后来这种刑罚竟扩大到一般“剜豁土居”人家的“常盗”罪犯。因此元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这一刑罚的滥用[9]。
《元典章》的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其文体独具特色，不仅使用一般的书面语，也常用元代的口语。在圣旨、令旨和省、台公文中，使用的是以口语硬译的蒙古语的特殊文体。比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罢黜）、“名分”（官职，爵位）、“那般者”（照办）、“大勾当里去”（举大事）、“可怜见”（恩赐），等等。国内外学者曾对这一种文体作过一些研究，对我们利用《元典章》是很有裨益的[10]。
注解：
[1] 昌彼得《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元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湾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２年。
[2] 《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计·父母在许令支析》。
[3] 《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婚姻·汉儿不得接续》。
[4]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切盗贼通例》。
[5] [6] 《元典章》卷四十九。
[7] 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载《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8]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汉儿偷头口也赔九个·盗猪依例追赔》。
[9]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剜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
[10]
参阅田中谦二《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文章》，见《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日本京都，１９６４）附《元典章的文体》第４７—１６１页。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