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四年（公元１３１１年）三月仁宗即位后，命省臣“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择晓法律老臣，斟酌重轻，折衷归一，颁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则抵罪者庶无冤抑。”[1]延元年（公元１３１４年）四月，命李孟等类集累朝条格，俟成书，闻奏颁行[2]。这一工作直到延三年(公元
1316年)夏才告完成。至治三年（公元１３２３年）正月，英宗“命枢密院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扎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3]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全书共八十八卷，分制诏、条格、断例、别类四个部分。《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共分二十七篇：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防、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大元通制》全书已佚，现在保存的《通制条格》，尚存条格六百四十六条，共二十二卷，十九个篇目。
《大元通制》是一部具有中国法制传统的完整的法典。它的编纂体系是从唐、宋、金诸朝的法典体系演变出来的。《大元通制》的主体，是由制诏、条格和断例三部分组成的。制诏相当于宋代的敕、金代的敕条；条格相当于唐宋的令或金的律令，并包括格、式；断例相当于唐宋的律或金代的律义。元人吴澄说：“《大元通制》颁降于天下，古律虽废不用，而此书为皇元一代新律矣。以古律合新书，文辞各异，意义多同。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何也?制诏、条格昔之敕令格式也，断例之目……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速之而莫能违也。岂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乎?”[4]这里所说的“古律”，指的是唐、宋、金诸朝的法典体系，“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恰恰说明《大元通制》在内容和结构上仍然沿用古律，与唐、宋、金诸朝法典编纂体系是一脉相承的。
从内容上看，《大元通制》承袭了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表现在《唐律·名例》中的五刑、十恶和八议方面。五刑是指笞、杖、徒、流、死五种刑法，唐、宋、金法典中均列为主要条款，《大元通制》也全部予以保留。只是笞刑和杖刑，一般减打三下[5]
。关于流刑，《大元通制》的里程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6]”与《唐律》规定的里程完全相同。关于死刑，《大元通制》规定为“绞刑、斩刑”两种[7]，也与《唐律》完全一样。
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以上这些行为，封建统治者认为都是危害国家社稷的不可赦宥的大罪。元代法律上说：“人之罪无大于十恶者矣，王法之所必诛也。故历代之律，著之首篇。[8]”关于十恶，《大元通制》基本上照抄了《唐律》、《宋刑统》的有关条款，只是个别地方稍加修改。例如《大元通制》记载的十恶之九的“不义”是“谓杀本属路府州县官员及受业师傅，又吏卒杀本属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释服从吉及改嫁他人者”。把《唐律》、《宋刑统》上的“府主、刺史、县令”改作“路府州县官员”，其他有关十恶的文字一概照旧。
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首次有八议的规定，在三国曹魏时正式变成法律条文，此后一直为历朝法典所沿用。所谓“八议”，指皇亲国戚、社会贤达、有才能者、有功勋者、勤劳事官者、前朝遗老等八种人。他们如果犯罪，量刑时可以减免处罚。因此八议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法。
除了五刑、十恶、八议之外，《大元通制》还把“五服”列入法律条文。《经世大典·宪典总序》说：“至治以来，《通制》成书，乃著五服为令。”[9]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近疏亲属服丧的规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在礼仪制度上的反映。《唐律》和《宋刑统》都没有五服专条，而《大元通制》增加五服内容，表明元朝统治者吸取汉族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极力维护“贵贱上下有等、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封建秩序。
《大元通制》不仅继承了唐宋金以来汉族传统法典的基本精神，而且还体现了蒙古民族的一些特点。按着“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10]的原则，《大元通制》的主要内容是施于汉族人民的刑法，但也包含有适用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法律条文。其中含有蒙古因素是其明显的特点。例如在婚姻礼俗方面，《大元通制》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11]。蒙古人的婚姻则从本俗，所以对汉族的禁令，蒙古人可以例外。比如对汉族禁止“有妻更娶妻者”，但按照蒙古法（札撒）允许一夫多妻的规定，所以“蒙古人不在此限”。反之，汉族既从本俗，也就不允许汉族采用蒙古婚俗。比如蒙古人实行收继婚和报嫂婚制（即父死，其子可以其后母为妻，兄弟死，则弟兄可以其嫂或其弟媳为妻），这在元初虽影响到汉族，但后来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又如在宗教方面，《大元通制》也有明显的蒙古因素。根据札撒的规定，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均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宗教职业者免征租税和差役。《大元通制》也体现这一精神，在法律条文上把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答失蛮（伊斯兰教徒）并列。[12]从元朝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元通制》在宗教职业者纳税方面作了具体规定：“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13]
“投下”制度[14]是蒙元社会独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大元通制》把这一制度正式列入法律条文，规定投下属户基本上以乙未年（公元１２３５年）和壬子年（１２５２年）的户籍为准，以后擅自招收的户计一律改作编籍民户。此后投下不得擅自招收户计，各投下分列的民户要向投下交纳五户丝，此外不再征调其他差发[15]
元朝承认蒙古贵族和封建主占有驱口（奴隶）为合法，但同时又采取了限制驱口占有的政策，一般不允许乙未、壬子年编籍后的“良”（自由平民）变为“驱”。同时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的驱口放良（脱离奴婢身份），甚至驱口可将重驱（奴隶的奴隶）放良，“使长不得争理”[16]。从《大元通制》的法律条文规定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灭亡南宋不久，元朝严禁将佃客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严禁佃户男女婚嫁受主户干预[17]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驱口的社会地位。
元代的司法审判制度虽因袭唐、宋、金之成宪，但又能推陈出新，颇有独创。比如约会制度（即会审制度）就是蒙元社会所独创。中统二年（公元１２６１年）元朝颁布了约会制度[18]。一旦案件涉及不同民族、宗教和户计，有关的官员就必须“约会”，共同审理。约会的案件范围很广，涉及到蒙古人及蒙古军户、投下户与民户、军民之间、畏吾儿、回回户、儒户、僧道及僧俗、道俗等相关的词讼[19]。《大元通制》记载了有关僧道词讼约会制度的规定，涉及这类案件时要“与御史台、集贤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每即“们”）一同商量者”[20]。“僧俗相争田土的勾当有呵，管民官与各寺院里住持的和尚头目一同问了断者。”[21]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四等人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各不相同。这种民族等级的区分在《大元通制》的法律条文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至元九年（公元１２７２年）五月，元朝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22]以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违者严行断罪。”[23]法律又规定：蒙古人杀死汉人，只处以五十七下的杖刑，征烧埋银。但是“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24]。在子孙荫叙上，因民族等级不同，待遇也有差异，《大元通制》规定“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受荫”[25]。对不同民族等级的案件设置不同的司法机关审理，“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26]一般司法机关只能审理汉人、南人犯罪的案件，无权过问蒙古、色目人的案件。这些规定都是元朝民族不平等的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
以《大元通制》为代表的元代法典，从公元１３２３年颁布，直到元朝灭亡（公元１３６８年），实施了四十多年，对元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法制史上，它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法典之一，同时又带有鲜明的蒙古民族色彩。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注解：
[1] 《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
[2] 《元史》卷二十五《仁宗纪》二。
[3]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二。
[4] 《〈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见《吴文正公全集》卷一九，乾隆刻本
[5][6][7] 至顺本《事林广记》所载《大元通制》（节文），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第６３-６ ４页。
[8] 《元文类》卷四二。
[9] 《元文类》卷四二。
[10]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
[11] 《通制条格》卷三《户令》，黄时鉴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12][13]《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
[14] “投下”之制始于辽。元代，投下成为诸王的分地，或勋臣的食邑。凡属投下人户，永归本
主，不得随意转移别部。负担较一般民户更重，每二户出丝一斤供国用，每五户出丝一斤供诸王、勋臣为汤沐之资，谓之“五户丝”。
[15][16]《通制条格》卷二《户令》
[17] 《通制条格》卷四《户令》。
[18] 王恽《中堂事记》，见《秋涧集》卷八二。
[19] 赵文坦《元朝的狱讼管辖与约会制度》，载《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20] [21]《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
[22]《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汉人殴蒙古人》。
[23] 《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24] 《元典章》卷四二《刑部·诸杀》。
[25] 《通制条格》卷六《选举·荫例》。
[26] 《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