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札撒，适用于蒙古游牧社会。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灭金后，在中原汉地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至元八年（公元１２７１年）十一月，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改蒙古汗国国号为“大元”，同时下令禁止使用《泰和律》[1]，因此另制定一部新的法律以治理汉地，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重要问题
。
早在公元１２６０年（宋景定元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汗位不久，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便陆续上奏，请议定新的条格。所谓“条格”，大体上相当于唐朝、金朝法典体系中的“令”。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耶律铸“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2]。同年八月，诏示新立条格：
“省併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又颁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条格。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斡脱（放债取息），禁口传敕旨及追呼省臣官属。”[3]
以上所录，仅是至元元年条格的简要内容，它对当时社会生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不是系统的法典，所以当时许多官员建议继续撰修一部新的法令。至元八年（公元１２７１年）十二月，监察御史魏初上奏，要求将史天泽等人编纂的《大元新律》略加增删，颁行天下，但此议未果[4]。以后，忽必烈曾“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5]。至元中期，王恽又请求“将奉敕删定到律令颁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为成宪”[6]。至元末期，王恽再次在奏文中提出，应将“已定律令颁为新法”[7]。可见忽必烈时期修定律令工作一直在进行。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１２９１年）五月，忽必烈命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8]《至元新格》的全文虽然已佚，但一些学者从《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辑录出九十六条内容，为我们研究《至元新格》提供了史料依据[9]。
《至元新格》分十章，即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10]。
“公规”主要是官吏处理公务的制度。如第１条，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便。其在都官府六部视省，余视所属上司。若公务急速及应直宿人员，不拘此例。
“选格”是有关考核官吏的规章制度。如第１６条，诸在流品人员，凡能任繁剧，善理钱谷，明达吏事，深识治体，或器非一用，无施不可者，吏部考其功状，加之防察，以类注籍，时备选择之用。
“治民”是有关基层办事人员处理民政的规定。如第２７条，诸社长本为劝农而设，近年以来多以差科干扰，大失元立社长之意。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其社长使专劝课，凡农事未喻者，教之，人力不勤者，督之，必使农尽其功，地尽其利。
“理财”是有关料理钱谷、平准物价的制度。如第３８条，诸钱谷之计，其各处行省每岁须一检较。凡理财之法或有未尽，蠹财之弊或有未去，生财之道或有未行，逐一议拟咨省。户部该管去处准此。
“赋役”是有关征催钱粮、均当差役的规定。如第４０条，诸差科户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遇有差役，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数，出给印押文引，验数勾差，无致公吏、里正人等放富差贫，那移作弊。其差科薄仍须长官封收，长官差故，次官封收。
“课程”是有关盐、酒曲等物纳税的规定。如第５７条，诸捉获私盐、酒曲，取问是实，依条追没。其所犯情由，并追到钱物，皆须明立案验，另附文历，每月开申合属上司。
“仓库”是有关钱粮出纳、收贮办法的制度。如第５９条，诸出纳之法，须仓库官面视称量检数，自提举、监支纳以下，攒典合干人以上，皆得互相觉察，有盗诈违法者，陈首到官，量事理偿。其有侵盗钱粮并滥伪之物，若犯人逃亡及虽在无财可追者，并勒同界官典、司库、司仓人等一体均陪。
“造作”是有关营造工程等事项的规定。如第７６条，诸营建官舍，其所委监造人员，皆须躬亲指画，必要每事如法，一切完牢。若岁月不多，未应损坏而损坏者，并将监造人员、当该工匠检举究治。
“防盗”是有关维护社会治安的规定。如第８２条，诸管军官职当镇守，其要盗贼不生；管民官职当抚治，其要安静不扰。今后行省行院，凡于所属，若管民官抚治不到，以致百姓逃亡，管军官镇守不严，以致盗贼滋盛，即须审其所由，依则究治。
“察狱”是有关处罚囚犯的规定。如第８８条，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十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申扎鲁火赤（断事官）者亦同。
《至元新格》是忽必烈时期编纂的一部法规，在元代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至元元年条格为基础，按照一般法典所通行的行文格式和体裁重新撰写，分类编次而成。它的内容简易明白，元代苏天爵在该书再版“序言”中说：“立言至切，惟其思虑周密，故制事合宜。虽宏纲大法，不数千言。”[11]它便于百官有司遵守执行，类似一部行政法规。但它的条文过简，使官吏们感到“无法可检”，“无法可守”，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常常还要从旧例（即金朝《泰和律》）中去寻找依据。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以后不久，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例如，胡祗癨就曾撰文“论法定律”，建议“宜先选必不可废急切一二百条，比附祖宗成法……庶几时定，上有道揆，下有法守”[12]。因此，编纂一部完整的法典，是摆在忽必烈后继者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注解：
[1]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2]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铸传》。
[3]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4] 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议》，见《青崖集》卷四。
[5]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6]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立法》，见《秋涧集》卷九。
[7] 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见《秋涧集》卷三五。
[8] 《元史》卷十六《世祖纪》一三。
[9] 参阅黄时鉴《至元新格辑存》，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10] 徐元瑞《吏学指南》第５３-５４页，杨讷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11] 《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见《适园丛书》本。
[12] 《紫山大全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