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首先加强了对长城的保护和维修，学术界的长城研究也有所发展。“文革”前的16年中，共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大多数仍是从军事、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研究的。文革后，长城研究逐渐深入。1979年国家文物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首次“长城保护和研究工作座谈会”。此后，各有关省
、市、自治区对辖境内的长城遗址展开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有的地区还采用了摄像、航空摄影、航空遥感等先进手段。通过调查，不但发现了一批新的遗址和文物，而且绘制出大量的长城测量图，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如《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1]等。随着长城普查工作的开展，长城的保护和研究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1994年9月，邓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人民热爱长城、保护长城、维修长城、研究长城的热情，更加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使长城研究更向前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新时期的长城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关长城的专著、画册、论文等数量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1995年，出版专著、画册等近百种，发表论文500余篇，是解放初期16年的十多倍，是20世纪前50年的近20倍。
第二，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论著，标志着长城研究的新水平。如张维华的《中国长城建制考(上)》[2]，(该书有些部分写成于30—40年代，下集始终未出)。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3]和史念海的《河山集》[4]中所收作者研究长城的论文。此外，《丝绸之路》一书[5]是1981年16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史学工作者组成联合考察队，赴陕、甘、内蒙古、青海、新疆五省、区考察后所撰写的论文汇编，其中多篇对长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编的《古垣沦桑》(1983年内部刊印)着重从军事角度研究长城；刘金桂的《万里长城》[6]则从建筑角度研究对长城的保护和维修。其他如冯永谦的《辽宁古长城》[7]，许成的《宁夏古长城》[8]，华夏子的《明长城考实》[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的《汉简研究文集》[10]，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11]，陆思贤的《长城话古》[12]，罗哲文的《长城》[13]，高旺的《长城访古万里行》[14]，艾冲的《明代陕西四镇长城》[15]，刘谦的《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16]，《中国军事史·兵垒》卷[17]等，也都各有特色。
第三，扩大了视野，出现了多角度、多学科研究长城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从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角度的研究不断深入外，还出现了从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环境和生态学、旅游学、文艺学、美学、中外长城比较学等新角度研究长城的论著。例如：
经济学方面有：李兆朝等的《论长城兴建的经济因素》、王子今的《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18]。
民族学方面有：李凤山《长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19]，董耀会的《对长城研究中民族问题的认识》[20]。
环境和生态学方面有：孔繁德的《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的移动》[21]，梁四宝的《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22]等。
文艺和美学方面有：车宝仁的《唐代边塞诗所反映的民族和睦》[23]，宋孟寅《悲壮：长城传说的主要审美特征》[24]等。
以上所举，仅属例证性质，其余不能一一备列。此外，对长城的比较研究及对与长城有关的人物的研究也在展开，此处均不详述。
第四，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多样。传统的长城研究方法是历史文献的搜集、考据、分析、评价以及考古手段、实地调查等等。近年来采用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上述多学科研究，本身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同时，文化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系统论等方法也普遍应用。此外还运用了航空航天遥感技术等先进科技手段。目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理论长城学、长城史学、应用长城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
第五，长城研究的学术团体不断成立，学术活动空前活跃。1987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长城学会”是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成立以来，组织了多种学术和宣传活动，办有《长城学刊》等刊物。先后举办过“山海关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1990年)、“首届中国长城区域经济及资源开发研讨会”(1992年)、“嘉峪关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1992年)、“北京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1993年)。1994年9月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河北山海关、天津黄崖关、甘肃嘉峪关等地的长城博物馆也相继建成，对游人开放，并成为当地长城研究的基地。
第六，港台学者的长城研究引人注目。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统一、团结的象征。港台学者的长城研究硕果累累，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黄麟书的《边塞研究》[25]，姚从吾的《东北史论丛》(上、下)[26]，札奇斯钦的《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27]，逯耀东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28]，姚大中的《古代北西中国》[29]，邵台新的《汉代河西四郡的拓展》[30]等。
注解：
[1] 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2] 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4] 三联书店，1981年。
[5]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5年。
[7]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8]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9] 档案出版社，1988年。
[10]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
[1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15] 陕西师大出版社，1990年。
[16] 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18] 《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9] 《长城学刊》1991年第2期。
[20] 《长城学刊》1991年第1期。
[21] 见1992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北方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一书。
[22] 《长城学刊》1993年第1期。该文认为长城破坏了生态环境，学术界对之颇有异论。
[23] 《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
[24] 《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1期。
[25] 香港造阳文学社，1979年。
[26] 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
[27] 台北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3年。
[28]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29] 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
[30]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