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代文人对长城的研究
历代文人对长城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修筑长城以御敌的军事战略思想，如《墨子·七患》说：“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可以说，历代围绕修筑长城的必要性和利弊分析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论点，都可视为广义的长城研究。这些论点，对历代长
城的修筑兴废，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
狭义的长城研究，在古代，主要是历代历史、舆地、军事著作中有关长城的记载和描述。例如以《史记》为代表的历代正史(二十五史)中的《兵志》、《地理志》、《括地志》多记有当时长城的资料。北魏时成书的郦道元《水经注》是研究早期长城的重要参考书。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人王存主修的《元丰九域志》、元人朱思本撰、明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记》也是重要的舆地类古籍。
明代因重视修筑长城，故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较多。如程开祐辑的《筹辽硕画》、张一龙撰的《武库纂略》、申时行等的《万历重修会典》、张燧的《往世挈要》、马文升的《马端肃奏议》、谭纶的《谭襄敏奏议》、卢象升的《卢象升疏牍》、杨时乔的《马政记》、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金幼孜的《北征录》和《北征后录》、李清的《三垣笔记》、戚继光的《练兵实记》、茅亢仪的《武备志》、孙承宗的《车营百八考》、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考》、孙应元的《九边图说》、程道生的《九边图考》、桂萼的《皇明舆图》等都是。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较早对长城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的《日知录》卷三十一专论长城。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多处论及长城(如屯田、边防、关隘等章节)。他对长城的起因、历代筑城情况、围绕筑城的争论等问题，均加以辑录和评论，在古代长城研究中有较大的突破。清代重要的长城研究资料和著作也很多，如龙文彬《明会要》中“职官”、“兵”、“方域”等门；李文田《元朝秘史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的有关部分。另外，长城沿线各地的地方志，大量保存有当地长城的资料，是研究各地长城不可或缺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大举侵入中国，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也日益猖獗。英、法、德、俄、美、日、瑞典、匈牙利等国的“探险者”和学者数十次闯入我国北方和西北、东北等长城地区进行“考察”、“探险”，肆无忌惮地对我国的文化资源和珍贵文物进行掠夺和破坏。然而，这些外国人的盗窃行径及其经过加工的成品[1]，也大大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热情，促使了不少人投身于西北史地和长城的研究，出现了一批专门的长城论著和论文。如寿鹏飞《历代长城考》、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王国维《金界壕考》等。经过爱国学者的长期争取，终于在1927年首次组成了中外联合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参加了这个考察团。他在内蒙古、新疆等地发现了多处秦汉长城、烽燧、城堡遗址，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居延汉简[2]。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义勇军进行曲》(1932年创作，田汉词，聂耳曲)的广泛传唱，“长城”的概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引导着人们对长城的研究开始更多地注意其精神层面的价值，长城由物质的、历史的概念升华为精神的、现实的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已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世界上到处奏响。
注解：
[1]
例如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在1900—1916年曾三次到我国西北考察，著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此书有向达先生的中译本，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重版。
[2]
黄氏的考察报告计有多种，如《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出版)等，此处不一一备列。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