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地区的音乐文化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既有农耕型音乐文化，又有半农半牧型音乐文化还有游牧民族型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不同地区和诸多民族交错并陈和互相影响的特点。从地域上划分，西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是中原民族音乐文化与西北诸多民族音乐文化的融汇。它历史悠久，远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
来，便与西域诸国音乐文化频繁交流，唐代时达到高峰，甚至出现了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现象，龟兹乐、高昌乐，以及长城沿线的伊州、甘州、凉州等地民间音乐盛况空前，尤其在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位置。唐人元稹在《法曲》中说：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砄满咸、洛(咸阳、洛阳)。女为胡妇学胡妆，妓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声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1]
此外，玉门关外敦煌、榆林等一系列洞窟中，现仍保存了从魏晋到清代的大量音乐歌舞壁画，真实地反映了长城西段汉族与西域各族音乐文化的交融与兴衰，是研究中国音乐史和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长城中段的山西、内蒙古地区，是长城南部的农耕文化、长城北部的半农半牧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汇的地带。历史上从匈奴到蒙古，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在这里与汉族音乐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促进，产生了许多精彩的作品，如蛮汉调、爬山调就是蒙汉交流的产物。另外，云岗石窟和长城沿线墓葬壁画中都保存着大量北方民族音乐舞蹈的菁华。
长城东段的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历史上多住着肃慎族系的女真(满族的前身)及东胡族系的契丹、蒙古等。在元代，这里是杂剧活动的中心。此后则以满族音乐文化和汉族音乐文化的交融为重要内容。
长城沿线音乐虽然多彩多姿，但也有其总体风格。以民歌为例，特点是粗犷、奔放、高亢，音程跳动大、音域宽广、真假声兼用等等。在乐器使用上，吹拉弹拨俱全，但很少有钟、磬之类中原乐器出现。其他如鼓吹音乐和骑吹音乐亦颇盛行。长城东段地区还是胡琴类弓弦乐器的重要发祥地。由于骑马民族马尾甚多，遂逐渐以马尾弓取代竹弓，导致了弓弦音乐的巨大变革。
这里附带说一下相传为汉末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所作的《胡笳十八拍》[2]。胡笳是匈奴人民间流行的一种乐器，故李陵答苏武书中有“夜不能寐，侧耳细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之句[3]。《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卷二三《窦宪传》“赞”中也说到窦宪在北征匈奴、远至金山时，晚上听到龙庭(匈奴单于的统治中心)奏出胡笳之声。这和《胡笳十八拍》中的第十八拍所说“胡笳本自出胡中”是符合的。
史书记载，蔡文姬是在东汉末兴平(公元194年—195年)年间被“胡骑”所虏，后辗转落入匈奴左贤王之手、被收为姬妾的。她在匈奴左贤王家中生活了12年，才被曹操派人用金(黄金)、璧(宝玉)赎回中原[4]。当时左贤王的驻牧地究在何处，史文无征，学者虽多有考订，然其地望终难确指。但《胡笳十八拍》第六拍说：“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似乎当时的左贤王庭在今甘肃陇水长城附近一带。那么通过蔡文姬被虏，漠北匈奴的胡笳(音乐文化)也许传入了今甘肃西北地区，与当地汉族音乐文化有了交流。后来这种胡笳却传入了中原，被汉人所喜爱。史书记载晋朝的刘畴及并州刺史刘琨，他二人都会吹奏胡笳，而且能吹成“出塞入塞之声”，据说匈奴人听了有“怀土之切”(有怀念乡土的心情)，很受感动[5]。
近现代著名的长城题材音乐作品，如刘雪庵作曲、潘子农作词的《长城谣》，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很广。林华的乐曲《长城恋》，杜鸣心的《长城交响乐》，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民歌《孟姜女》，阎肃、孟庆云的歌曲《长城长》等，也都影响较大。
长城沿线地区的民间舞蹈各具特色。早在唐代就有盛行一时的《胡旋舞》、《胡腾舞》等。后来又有敦煌舞、太平鼓、地蹦子、滚灯、威风锣鼓、翼城花鼓、踢鼓子秧歌、陕北秧歌、冀东秧歌、二人台、万全社火、安塞腰鼓；回族的晏席曲和座舞；蒙古族的雄师舞、筷子舞等等。近年来创作的歌舞晚会《长城颂》、《长城之歌》，舞蹈《长城》和《丝路花雨》，也都很具特色。
注解：
[1]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四。
[2] 见(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九。
[3] 见《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62年上海版上册。
[4] 见《后汉书》卷八四《烈女董祀妻传》。
[5] 见《晋书》卷六九《刘畴传》及卷六二《刘琨传》。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